2007年12月24日月曜日

甲骨文字--研究者リスト---白川 静 先生

http://www.ritsumei.ac.jp/acd/re/k-rsc/sio/publication.html

名誉所長・白川静

  白川静は日本と中国とが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いて文化的類型性をもつという広い視野に立ち、中国最古の文字資料である殷・周の甲骨文や金文に対して体系的な研 究を行い、中国および日本の古代文化について独創的な研究を築き上げた。その学説は世に「白川文字学」と称され、内外の学界から高い評価を得た。数万片の 甲骨資料をすべてトレースして書き写すという、余人にはなしがたい基礎作業を通して、漢字の原義を字形学的に体系化、甲骨文字や金文といった草創期の漢字の成り立ちにおける宗教的、呪術的背景を字形分析から明らかにした。

 その真意を解明した独自の学説は、1900年もの長い間、字源研究の聖典として権威をもった後漢の許慎『説文解字』の誤りを指摘した。六十余年におよぶ漢字研究の成果を、独力で大冊3部の辞書(『字統』『字訓』『字通』)に編纂し、漢字文化の豊かな世界を広く世人に理解せしめ、今後の文字表現のあるべき道を示唆した。

  白川の研究は、もともと日本の古代を考察することに端を発しているが、比較研究の必要性から中国の古代に広がり、漢字文化圏全体に亘る壮大な研究になって いる。その結果、その結果、広く東アジアの漢字文化圏の文化に対して多大の研究成果を挙げた。1998(平成10)年11月、文化功労者として顕彰され、 2004(平成16)年11月文化勲章が授与された。2006(平成18)年10月死去。

サイ 「サイ」の発見

 「口」を持った漢字の多くは、「くち」と解釈したのでは意味が通らず、神事に関すると考えて始めてその漢字の持つ意味が浮かび上がる。「口」の原形は「サイ」。白川は神に対して載書(祝詞)をあげるときの供えの器を象徴したものと解く。「サイ」はト辞(亀甲・獣骨を焼いたそのひび割れで占った内容や吉凶を、それに刻んで記した文)では「載(おこなう)」の意味に用いるので、白川はこれを「サイ」と名づけた。

 例えば「告」は、『説文解字』では「牛は人を突くので、角に横木を取り付けて、それで人につげ知らせたもの」と解釈する。しかし白川は、その象形「 」を見て、「」は榊の枝葉、「口」はサイで、器に榊の枝葉を掲げて神への報告やおつげを待つときのスタイルを表すと解く。漢字の起源は民間の暮らしではなく、神事と政治に関わりがあった。漢字の形成を通して古代人の思想が浮き彫りになる。

--- 『説文解字』と白川説との対照例 ---

漢字 『説文解字』 白川説
「夕」は暗い夜の意。暗夜は相手の顔が見えないから、口で自分から名乗る。 「夕」は肉の省略形。神に祭肉を供え、祝詞をあげて子どもの成長を告げる儀式を行い、そのとき名をつける。
士人(立派な人)の言には、捨てるべきものがない。 「士」は鉞の頭部。「サイ」の上に小さい鉞を置き、祝詞に害がないよう守る。

鳥が飛ぶ稽古をする。「白」は音を表す。 下部は「曰」。「サイ」に繰り返し羽で擦りつけて、祈りの効力を刺激する。

2007年12月20日木曜日

埋葬習慣---虢季墓

虢季墓
虢季墓, 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 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 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 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 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 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 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古城遺跡---薛国故城

薛国故城
出处:中国山东网

 薛国故里车马行
  1998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遗址的第八次考古发掘历时两个半月结束。此次发掘共清理商代晚期墓葬10余座, 车马坑2座,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出土各类文物1400多件,其中有青铜器300件,陶器300多件,玉器150件,另外还有原始石器、骨器、漆 器等珍贵文物。

  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城区南部25公里处的官桥镇前掌大村,地处滕南平原的东部边缘,南依古薛河,西邻薛国故城遗址。小魏河从村北流过,使整个村子形成 一片夹河高地。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这处遗址,后经多次发掘,证明前掌大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既有居住生活的遗迹,又有高规格的贵族墓 地,同时还发现了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痕迹。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物工作者先后对这片遗址进行过八次大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 了整个遗址区域的布局,即以目前穿村而过的一条南北大路为中轴线,村前为南岗子遗址,村北为河崖头遗址,分布了各种等级的贵族墓葬,车马殉坑、祭祀坑错落 其间。尽管有的墓葬在过去就被多次盗过,但是通过如今的发掘,依然能够看出墓的形制、规格、结构以及丧葬制度等丰富内容。另外如牺牲、殉人、车马祭坑、随 葬的青铜玉器、石器骨器、陶器蚌片、漆器饰物等出土文物,都极具考古、历史价值。尤其是1994年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疑是3000年前酒的液体,一 时轰动海内外,被评为199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滕州地区在商代中晚期已不是商王朝的中心,然而在王朝京畿以外的地方能出现这样一片高规格的贵族墓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和谜团。这有待考古工作者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期望能揭开3000年前古薛国的神秘面纱,并对当下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夏商时代的滕州地域,归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东夷族部落,是海岱历史文化区中人类活动较多的场所之一。薛地因薛河而得名,薛河发源于沂蒙山系西端,蜿蜒 向西南流经滕南平原而入古泗水(今微山湖)。据现今的考古发现得知:滕州南部境内沿薛河两岸,分布着众多的古文化遗址,从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历经大 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整个史前文化发展的历程几乎都能在这里寻找到轨迹。近年来前掌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弥补了史前文化和东周以前薛地历史发 展脉络之间的空白和断档,对于研究整个华夏民族氏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旁证作用。一位考古学家曾说:滕州境内以薛河为中心方圆仅20华里 的区域,就分布了从北辛文化,到龙山、岳石文化,以至于阶级社会等各种文化类型的大量遗迹,并且遗存相当集中、连续和稳定,前后延续达六、七千年,这不仅 在山东省,乃至在全国都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古薛国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华夏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缩影……

  古薛国从最早的主人奚仲受封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田氏父子又一次受封,完成了由任姓薛国向田氏薛国的更替和转换,其间“传六十四世,国祚千九百 年”(《滕县志·薛世家》)。当然,其间任姓薛国也曾一度迁往“邳”地,但古薛城一带作为商周时期某一姓方国或侯国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近年来对薛国 故城城址的钻探发掘证明:现存的故城城墙下还存留着其他不同年代筑过的小城遗迹,在前掌大周围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一些时代更早的城墙寨堡的痕迹。由此可以 进一步说明:滕州南部的薛河流域千万年来一直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以后,从夏、商、周,到秦、汉、三国,直到隋代废薛,这里一 直就是历代方国、侯国、郡县统治的中心,东周时期曾一度成为古徐的中心,战国时为徐州的首府所在。

  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在村南南岗子遗址共出土了5座车马殉坑,1994年出土3座,1998年出土2座。这些车马坑埋藏并不 深,距地表不足半米,以至于有的殉马的头骨被耕地的犁头划伤。细看一下,这片田地的确略高于周围的田野,想是当年的封土所致。村民们吃惊于他们常年耕种的 庄稼地底下竟埋藏了那么多的“宝贝”,说难怪这片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好,旱涝保收,敢情是“风脉”好呀……

  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器,车轮直径达1.42米,两个车轮间的宽距达2.1米,车身长3米左右。这种车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马路上见到的拉货的马车,而是古 人们乘坐的那种高轮包厢式马车。埋葬时车身呈南北方向,车头向南,为二马驾单辕式战车,也可能是贵族出行用的舆车,相当于如今的高级轿车,但车身比目前最 豪华的世界名牌轿车还要宽大得多,座位却更少,只能坐1—2人。而今,这些已在地下被埋藏了3000多年的木制马车,木质朽烂后只剩下土墙的车身形状及车 上的青铜配件。拉车的马匹连同车夫一同为主人陪葬,被埋在车子的旁边。令人不解的是:近几年发掘出的5座车马坑中,陪葬的两匹马大都是在车辕两边背靠背躺 倒埋葬,只有1998年底出土的这一座车马坑中的两匹马是对面埋葬,其中一匹马身体的中间部分已被后代的一座坟墓切去,不知是代表了何种含义。车厢后边葬 有一人,头东脚西,口衔海贝,估计是该马车的车夫。整个车马坑里还撒有贝壳(古钱币),这种风俗在鲁南一带延续至今。

  前掌大遗址中5座车马坑的出土,使我们联想到作为出土地点的古薛地,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奚仲造车”的奚仲的家乡。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车”的解释如下:“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权威的《辞海》作了这样的介绍:“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居于薛(今山东滕州市南),后迁于邳。春秋时代的薛即其后裔。”

  众多的文献资料说明是夏代“居于薛”的奚仲发明了车,而舟车的发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当然,车的发明和完善未必是奚仲 一人所能为,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尊奚仲为“造车鼻祖”,三、四千年前的“奚仲造车”,也成为中华文明曾领先世界的标志之一。

  奚仲因在薛地造车而被夏禹封为“车正”(掌管车的官),薛也便成了他的封地。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薛地的最早的主人。史书记载奚仲为黄帝之后,任姓,司马 迁在《史记》中说“黄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中间就有任姓。而今,古薛城东部的大康留村一棵古槐树下就立有任姓宗族碑,附近村人多为任姓。如此说 来,天下任姓就出自滕州市南部的古薛城附近了,其祖先便是“车”的大发明家——奚仲!

  奚仲所发明的“车”是什么模样,我们至今没有见过。查诸史料,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形势篇》一书中有段对车的描述:

  “奚仲之为车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商代车马器距《管子》成书的年代不算太远,而距离奚仲的夏禹时代,则是“往事越千年”了。想《管子》的这段描述,也是依据当时马车的 样子“照猫画虎”吧。由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商代以至东周时代贵族马车的具体样子,使我们对商周时代交通工具的考证有了实物资料。同 时,滕州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奇形怪状的青铜部件,过去一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而今,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完整车马器木质车身和马匹身上饰满了这类青铜部 件,为馆藏的青铜小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的说明!

  滕州历史悠久,古为“三国五邑”之地,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埋藏丰富,因而滕州地区出土了众多精美的商周青铜器,成为滕州博物馆三大馆藏特色之一。这些级别和价值很高的青铜器及古墓葬、车马坑的出土,客观地印证了滕州地区古代文明的辉煌和久远。

  有意思的是:两千多年前与古薛国处在现今滕州同一版图内的另一个“国家”——滕小国,两“国”邻接,“首都”相距不足40华里,但出土青铜器的纹饰、 风格却迥异:薛国青铜器纹饰夸张、飘逸,有荆楚文化的浪漫之风,而滕国青铜器则瑾严、庄重,有宗周礼仪的正统遗范。大致同时、同地的两个古国的青铜铭器为 何风格如此不同?还有待专家研究揭秘。

  奚仲当年造车的地方,据说就在今天薛城区夏庄乡境内的奚公山下。奚公山(又名奚山)古属滕地,西北距前掌大遗址和薛国故城遗址不远,山顶今存两处封土 坟丘,高约1米,周长5米许。冢前有两个碑座,碑已破碎,仅存“公为奚冉二墓修筑”字样,据说分别是奚仲墓和冉有墓。冉有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国 季孙氏宰。看来他也是仰慕奚仲的威望,抑或是同宗,才选择了这一处风水宝地。另外山石上还有条车辙印迹,传说是奚仲当年造车所留。山南麓有车服祠旧址,系 历代官府建祠祭祀之所,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残碑断碣、破砖旧瓦,在夕阳下述说着昔日的繁华……

  《滕县志》中收录了许多历代文人前来奚公山拜谒吊古的诗文,其中一首曰:

  “车正遗封奕代承,杳茫人鬼两无征。河山依旧还存薛,名分于今终长滕……”

  故国神游,遥想当年车马出行的壮观,而今都已湮没于桑田沧海之间

埋葬習慣---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中文拼音词条】中(zhōng)国(guó)古(gǔ)代(dài)墓(mù)葬(zàng)制(zhì)度(dù)
人类将死者的屍体或屍体的残馀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屍体或其残馀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 “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著各种随葬的器物。古代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研究墓葬制度本身的范围。但墓葬制度仍是 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迄今的调查发掘﹐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墓葬。此后﹐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及以後各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 著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各个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点﹐ 在墓葬制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石器时代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 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 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屍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著两个或数个完整的屍体﹐ 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大汶口文化後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 系﹔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存在男子死後以妻妾殉葬的情况。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屍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後者可能是由於凶死。黄河 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屍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屍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著不 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屍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後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 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於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後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 制或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於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 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後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後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 100馀件﹐猪头多达十馀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
商代 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著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著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著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亚 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 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 米﹐深度为7米馀。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 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馀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 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亚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其馀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屍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 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屍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 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460馀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馀件 ﹐另有海贝近 7000枚(见彩图 鴞尊 显示图片﹑ 三联甗 显示图片﹑ 偶方彝 显示图片﹑ 玉龙 显示图片﹑ 玉凤 显示图片﹑ 玉鹰 显示图片﹑ 玉 显示图片﹑ 玉人 显示图片﹑ 玉龙与怪鸟 显示图片﹑ 带流虎象牙杯(商) 显示图片)。由此可以想见﹐商代的王陵若不被盗掘﹐其随葬品应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 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 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屍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亚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础石。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 房基及础石。由此可见﹐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後世的所谓“享堂”。
西周春秋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於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亚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 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 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也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 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 ﹐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 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 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见彩图 车马坑 显示图片)﹐ 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 坑﹐规模最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後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发掘工作证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 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 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战国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在墓葬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有的形状欠明﹐现存最高的达十馀米。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和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则应看作是继承商代以来的旧制。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著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 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 ﹐ 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 有船坑﹐坑内埋船。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圹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黏 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屍体和随葬品不朽。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随州曾侯乙墓椁室庞大﹐分隔为4个部分﹐双重木棺 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由於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 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见彩图 编钟及钟(东周) 显示图片)﹐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 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著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 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 ﹐但它们的出现意味著商周以来的传统墓制发生了变化。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 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从商﹑西周以来﹐墓主的屍体多是仰身直肢。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 ﹑赵﹑燕等国都程度不同地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屈肢葬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墓中屍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 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秦汉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 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後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 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後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
凑”。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 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後的各 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 “空心砖墓”。它只流行於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 ﹐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见彩图 河南洛阳西汉墓壁画 显示图片﹑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属吏图 显示图片﹑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祥瑞图 显示图片﹑ 内蒙古和林洛尔汉墓壁画﹕宁城图(部分) 显示图片﹑ 山东梁山汉墓壁画﹕淳于车马出行图 显示图片﹑ 辽宁辽阳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显示图片)。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著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 有的石室墓﹐ 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著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後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後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 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後﹐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 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 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後﹐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 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 ﹐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後﹐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 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见彩图 铜贮贝器(西汉) 显示图片﹑ 漆盒 显示图片﹑ 漆盘 显示图片﹑ 漆匜 显示图片﹑ 漆 显示图片﹑ 漆盘 显示图片﹑ 漆案和杯盘 显示图片﹑ 釉陶鼎 显示图片﹑ 釉陶楼阁 显示图片﹑ 彩绘陶壶 显示图片﹑ 陶船 显示图片)。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秦始皇陵﹐ 是中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 “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 寝殿。汉代帝後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後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 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见秦汉墓葬)。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 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 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龕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 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著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後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 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於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 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 南朝﹐则流行用模印著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见彩图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采桑图 显示图片﹑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牛耕图 显示图片)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於南方而不见 於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 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 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 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後期的元乂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後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 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 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 “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於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後期﹐墓中的 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 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後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 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山西省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为北魏帝陵。墓室都分前後两室﹐与一般贵族墓之为单室相比﹐显示 了帝陵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坟丘之前设石殿﹐应是继承东汉的陵制。南朝的帝陵在江苏省南京和丹阳。陵前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和石碑等。墓室皆为单 室﹐室内有用模印画像砖拼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见南京地区模印拼嵌画像砖墓﹐与北朝墓内流行施彩色壁画的作风相比﹐显示 了南朝陵墓在墓室装饰方面的特色。
隋唐五代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於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 部开天井﹐两壁设龕。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龕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龕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龕2个﹐天井和壁龕的多寡 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後﹐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 ﹐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後两室。 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 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见彩图 客使图 显示图片﹑ 马球图细部 显示图片﹑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侍女图 显示图片﹑ 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 显示图片)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後逐渐 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後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 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後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 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 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勗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 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後﹐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龕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 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 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 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 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见唐代陵墓)。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见前蜀王建墓﹑南唐二陵)。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後3室﹐各室两侧 又多设壁龕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後3室。
宋至明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 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後﹐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 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後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後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 “开芳宴”的场面(见彩图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 显示图片)﹐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後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於各种 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後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 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後者多 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 ﹐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後面别 筑後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见巩县宋陵)。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 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後作玄宫﹐屍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後两室的。赤 峰的辽驸马墓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都有前﹑中﹑後3室﹐并多设耳室﹐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 ﹐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这个时期受北宋墓的影响较 多。特别是汉人的墓﹐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饰砖雕的桌椅﹐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开芳宴”和孝悌故事图等﹐与北宋墓相似。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 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见彩图 白釉鸡冠壶 显示图片)。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 失。大约从早期的後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下的辽庆陵﹐ 是辽代中晚期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的陵墓。以保存较好的圣宗的东陵为例﹐地面设陵门﹑参道和享殿。砖筑墓室分前﹑中﹑後3室﹐前室和後室又各在两侧设耳室 ﹐各室平面成圆形﹐顶部隆起成半球状。自墓道至墓室﹐都施壁画﹐内容包括鞍马﹑侍卫﹑乐队﹑臣僚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从墓室的形状和壁画的内容看来﹐ 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徵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见彩图 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壁画﹕散乐图 显示图片﹑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壁画﹕四时捺钵之一 显示图片﹑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壁画﹕四时捺钵之二 显示图片)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於墓主人的爵位高﹐ 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 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後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 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 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的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妇 女”。这显然是北宋後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於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 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像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 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 松香之类﹐以利屍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屍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 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 孝陵则为此後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 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 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於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 要是恩殿﹐基本上相当於唐宋陵前的献殿(见彩图 北京昌平 明长陵恩殿 显示图片)。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後。宝城之前设明楼 ﹐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後殿﹐中殿的左右 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後殿的棺床上。 (作者:王仲殊)

埋葬習慣---曲村遗址

曲村遗址
曲村遗址位于曲沃县曲村镇,北依崇山,东、南面为滏河,东西长3800米,南北宽2800米,总面积约1000余万平方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 址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至战国文化层,以及秦汉元明文化层。有15000余平方米的晋侯墓地,10000余座西周至战国古墓。 目前已发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余件青铜礼器,大量青铜兵器、车马器、完整陶器1000余件,以及数万件玉、石、骨、贝、蚌、铅器等。根据青 铜器铭文的推测,晋之始封地即最早的晋都就在曲沃境内,同时M8的陪祀车马坑为全国同时期最大的车马坑,目前已清理出陪祀马100匹,战车正在进一步清理 发掘中,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来到曲沃县,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马———曲村遗址。该遗址在翼城县之西和曲沃县之东两县的交界处,北依崇山,东、南面为滏河,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 四个村之间的一大片土地,东西长3800米,南北宽2800米,总面积约1000余万平方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涵盖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层、龙 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到战国文化层及秦汉元明文化层,最引人注目的是占地面积有15000余平方米的晋侯墓地和10000余座西周至战国古墓葬及车马 坑。

走近天马———曲村遗址,感受最深的是一些遗址和颇有气势的晋侯墓葬。瞩目远望,天马———曲村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经过考古学、历 史学等方面的初步判断,此遗址在西周初期就兴起,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又陡然衰歇下来。我们知道,侯马晋 国遗址开始兴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衰歇下来。从这两处晋国遗址的盛衰交替情况,人们将不 难看出它们首尾相衔的关系,这样天马———曲村遗址自然为寻找晋国的旧都“故绛”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翻开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典籍,关于春秋时代以前以及更早一些的晋国历史的记载不能算少,但在考古学家眼中,非有实物不能澄清那些自相矛盾、观点各异的文献 记载。就说晋国罢,关于它的都城确切建在何方,原来就有多种说法。“桐叶封弟”,封于夏墟。夏在何方?一说在晋祠,一说在翼城,也有人说在襄汾县的赵康。 拨开这团团疑惑,确定晋国首都,从而确定“夏墟”,找到夏文化遗址,这正是考古界当年所以煞费苦心找晋国古都的初衷。1962年,国家文物局谢元璐先生首 次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1963年秋,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1979年秋,考古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试发掘,并发现了长达 800米的晋国墓地。两次发掘先后发现墓葬11座。这些材料使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对此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都有了基本认识。 几十年来,天马———曲村遗址经过连续12次大规模勘探发掘,共揭露面积12000平方米,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周代墓葬800座。其面积达郑州商 代遗址和殷墟遗址之半,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之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周代遗址。据记载,天马遗址的 核心部分是九代19座晋侯及夫人的大型墓葬,每座墓葬之东又有车马坑,每个坑有战车、轿车数十辆。其中8号墓(晋献侯)陪祀车马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 15米。车马坑内东部为马坑,西部为车坑,现已发掘清理出陪葬战马103匹。据考古专家推测1号车马坑内有战车25乘,为全国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比秦 始皇兵马俑要早600年,而且陪祀的是真车真马,它是研究我国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作战的实物,也是一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源远流长的天马———曲村遗址,给曲沃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宝藏,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曲村———天马遗址堆积丰厚,共有2万座墓葬,目前得到发掘的尚 不足十分之一,特别是晋国600年历史,36代晋侯晋公,发现的仅有9代,尚有27代晋公大墓有待探寻,整个遗址的考古发掘还任重道远。截至目前,天马 ———曲村遗址已发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余件青铜礼器,大量青铜兵器、车马器、完整陶器1000余件,以及数万件玉、石、骨、贝、蚌、铅器 等。根据青铜器铭文的推测,晋之始封地即最早的晋都就在曲沃境内,同时8号墓葬的陪祀车马坑为全国同时期最大的车马坑,已清理出陪祀马100匹及部分战 车,它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具有重大意义。虽说晋南地区早就被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化遗址所在地,但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却一直不详。直到近年来曲沃县曲 村九代19座早期晋侯及夫人墓群的成功发掘,方使人们恍然大悟:曲沃就是晋国始封地所在。

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文化层丰厚,历史跨度长。该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自1992年展开以来,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特别是这个遗址提供的青铜器,其上有铭文、年号,对建立比较详细的西周考古分期标志,确立若干年代定点具有重大意义,为夏商周断代提供了重大线索。在三代 活动频繁的区域,往往在发掘中发现周朝早期与商代晚期的文化相互重叠,不易区别。而曲沃没有商代文化遗存,更易描绘西周文化的面貌。

在历史的迷雾中,在辽阔深厚的大地上,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的数万件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还有大量车马器和大批青铜兵器,以及出土完整的千余件陶 器、玉、石、骨、贝、蚌、铅器等文物,完全展示出曲村———天马遗址是一幅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解剖图,可以说,该发掘成果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 西周列王编年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大线索,同时也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中夏文化的空白。

埋葬習慣---古虢

古虢
  半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田园风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一个特殊的机缘使得这座城市在黄河边拔地而起。

  三门峡地处河南、山西和陕西三省交界处,东面临近古都洛阳,西面二百公里处就是古城长安。

  三门峡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古关口,叫函谷关,几千年前这里经常成为古中国的战场,和平时期则是古代中原腹地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函谷关周围也就成为悠久历史的积存地。

  1955年,三门峡忽然声名鹊起。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在三门峡修建一座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库。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了不至于损失文物古迹,从1955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组成了四十多人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分成十个组,在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出土文物
  1956年冬天,考古队在三门峡上村岭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群。在出土文物的铭文上,人们多次发现一个字:“虢”。

  根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把都城附近的两块土地分封给两个弟弟,一个称东虢,一个称西虢,东虢国后来在历史的征战中逐渐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

  西周末年幽王时期,西虢国的国君虢石父在周王朝内担任卿士,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揽朝廷大权。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

  就在这之前,西虢国的虢石父利用权势灭掉了三门峡一带的焦国,逐渐将统治中心迁往这里,人们通常把这个王国称为虢国。公元前655年,虢国被强大的晋国灭亡。关于虢国的灭亡,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故事。

  当年晋国就在虢国的北面,但两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小诸侯国叫虞国,晋国大臣设下妙计,贿赂虞国,请求借道虞国讨伐虢国。虞国答应了。

  威武的晋军突然出现在虢国的土地上,轻松地消灭了虢国的军队,然后,又顺便在凯旋回师时把虞国也征服了。后人把这段故事叫做“假虞灭虢,唇亡齿寒”。

  如果历史的记载确切,那么虢国在三门峡一带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应当会在这片土地上遗留下无数的财富。

  1956年,在三门峡上村岭挖掘出了编号1052号的古代墓葬,从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出墓主人的身份很高。而在一件戈上,明确地刻着“虢大子元徒戈”几个字,意思是虢国太子用的戈,专家由此判断墓主人应当是虢国的一位太子。

  考古队在这个区域里一共挖掘了234座虢国贵族与平民墓葬,3座车马坑,1座马坑,出土随葬器物14多万件。看来,这里很可能是虢国贵族和平民聚族而葬的公共墓地。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现国君的墓葬呢?

  挖掘大体结束了,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还有更丰富的宝藏逃过了他们的搜索。

  而那些更加璀璨的文物其实就深埋在不远的地方。



出土文物上多次出现的虢字
  离火车站北面仅仅一百多米远,因为已经靠近黄河谷地边缘,坡陡沟深,所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主要是当地农民的零散耕地,似乎从来没有人深究过在这片耕地的下面,会不会有什么异样。

  1989年,三门峡市会兴村看中了这块土地,准备把这里规划为居民宅基地。

  重大的秘密因此露出端倪,但伴随而来的却是贪婪和犯罪。部分群众在建房过程中,发现自家的宅基地下有古墓葬,开始秘密盗掘文物。

  1989年12月,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接到有人盗墓的举报,他们马上派出警力,秘密前往会兴村,展开调查。

  1990年2月,为配合案件的侦破工作,考古人员开始对被盗墓葬进行发掘清理。

  首先发掘的是编号M2001的墓葬,俗称一号墓。这是被盗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口南北长5.3米、东西宽3.55米。考古队来到了现场,但他们看到的情景却令人心痛。

  刚刚挖去夯土层,墓口就暴露了出来。看来原始墓口已经被破坏,考古队只好沿着墓壁向下挖去。让大家心寒的是,一个最大最深的盗洞就在墓道的南端,始终跟随着挖掘过程,似乎没有尽头。

  终于有一天,盗洞到了底,而这时,距离地表已经超过了11米。

  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考古队继续往东挖掘,仅仅40厘米后,就出现了随葬器物。



发现古墓
  器物中有很多高贵的青铜器,给人直接的印象是,墓主人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大人物。

  最初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的是在陪葬品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编钟,后来的清理表明,这套编钟一共有8件,最大的一件重达30公斤。这是西周晚期墓葬发掘中惟一完整的一套。

  在一号墓的挖掘现场,随着挖掘工作的逐步深入,考古队员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喜悦。在很多青铜器上都能看到一些铭文。对考古学来说,文字是揭示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事后证实,35件礼乐器上的铭文中都有“虢季”字样,说明墓主人叫虢季。

  礼器的品种繁多,有十多种,每一种都有特别的用途,合在一起,标志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礼器中有七鼎、六簋、六鬲,按周的礼制,墓主人应当是虢国的国君。

  这就是国君的地下世界。椁室的底部用多块木板南北纵向铺成。底板上铺一层席子。中间是一具木棺。木棺周围摆满了随葬品,有大型礼乐器,各种兵器和车马杂器,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

  就在这个看似杂乱的车马器堆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最为珍贵的文物。

  这柄玉茎铜芯铁剑,残留34.2厘米,包括剑身、剑柄、剑格和剑首四部分。剑柄用玉做成,玉柄之内的铜芯和柳叶状的剑身相连处还镶嵌有两组条状的绿松 石片。下葬时剑身用丝织品包裹,被装在用皮革精心制作的剑鞘内。显然这把剑是墓主人的心爱之物。它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利用多种材料制作出精美兵器的 特殊工艺。

  出土时剑身通体严重锈蚀,中部因受压而断裂,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经过测试,证明这把剑是铁制的。这一结果令人吃惊。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代,学会了人工冶铁技术,但是这把剑的出现,将中国的人工冶铁史提前了一个多世纪,它是中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墓主人的栖身之所却是一片狼藉。木棺分内、外两重,棺外有棺罩。但棺罩和外棺都已经腐朽,只留下了灰末。

  内棺的盖板上铺着几十件零乱的玉器。

  揭去内棺盖板,棺内就是墓主人的尸体,外面曾经包裹着一些丝织品。

  墓主人的骨骼全部腐朽,但贴身覆盖和佩带的玉器密密麻麻,有些混杂在一起,辨别不出形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文物修复专家白荣金被专门请来指导玉器的修复工作。由于玉器串联的绳子全部腐烂,椁板的坍塌和堆积的淤土使得玉片散乱无序,给修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复原后的玉器让人感到眩目。一组七璜联珠组玉佩,由374件颗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饰件连缀而成,这不是普通的装饰品,而是虢季国君身份的标志与象征。

  在墓主人的面部还覆盖着一些形制特别的玉片,它们的用途是什么,一开始连经验丰富的文物修复专家都感到困惑。

  经过艰难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件玉器的原样,它们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面颊、下颚、胡须、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缀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专家认为,这就是后来在西汉流行的金缕玉衣的雏形。



复原后的车马坑
  除了玉器,虢季还拥有其他不可思议的财富,在他的腰部清理出了一件金腰带饰物,由12件金器组成,重达400多克,历经两千多年,仍然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泽。

  就在一号墓不断带给人们惊喜的时候,在它的东面大约5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墓葬,初步看来,和一号墓结构相同,但规模更大。由于墓葬口小底大的设计,在挖掘过程中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

  为了减轻墓口部土方的压力,考古队员先用推土机铲去上层表土,将墓坑周围下挖成多级台阶状,同时在墓口部架起辘转,将挖出的填工随时运到距墓较远的地方,防止墓壁滑落塌方。

  让考古队员高兴的是,这座古墓没有遭受盗墓贼的骚扰,保存得十分完好。

  当木椁出现之后,随葬品就层层叠叠地堆满了整个墓室,看起来比一号墓还要丰富。

  清理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九号墓的规格和陪葬都超过一号墓,出土文物比一号墓的总数还多一倍。

  在周代的中国,青铜礼器随葬的多少,反映了墓主人身份的等级。九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仅礼乐器多达120多件,而且都是双套。不少器物上带有“虢仲”字样的铭文。44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都说明是墓主人虢仲的自作用器。

  博物馆人员介绍铭文内容:“虢仲作虢妃宝盨,子子孙孙永宝用。说的这是虢仲给他的妻子作器,他的妻子叫虢妃,是一个妃姓诸侯国的女子。”

  铭文虽然很多,但传达的信息比较有限,从中我们只能了解到,墓主人虢仲也是虢国的一代国君,生前曾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管理臣民。

  那么,虢仲和虢季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是父子吗?是兄弟吗?由于缺乏更多的文字依据,至今这还是个不解之谜。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虢仲生活的年代,虢国的实力很强盛,因而国君虢仲拥有十分奢侈的陪葬品。

  这件龙纹铜盉,通体装饰着华贵的龙纹,造型典雅。盉的嘴是一种怪兽的头,而四个底足则是四个裸体的侍女。

  虢仲的外棺盖上同样也放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其中还有10件用玉片做成的遣策,也就是随葬品和赠送者的清单。



三门峡
  遣策上的文字里面有“南仲”二字,这成为判定墓主人下葬时代的确凿依据。据史书记载,“南仲”是西周宣王时代王室的重臣。

  九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24件玉器,经专家鉴定,分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碧玉等,大部分都是优质的新疆和阗玉。制作工艺精湛细腻,令人惊叹。

  一件龙纹玉璧,由和阗白玉精制而成,整个器物圆润规整,两面都装饰着抽象变形的云龙纹,富有艺术的动感与和谐。

  九号墓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动物形肖生玉器。所有动物造型都活泼而传神,既有写实的严肃,又充满了想象的张力。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下一共发掘出了250余座墓葬,7座车马坑,3座马坑,包括两座虢国国君墓、一座国君夫人墓、两座太子墓、十多座高级贵 族墓和四座贵族夫人墓,出土各类珍贵文物两万多件。保存完好而且出土如此丰富的大批考古资料,是其他任何邦国墓地所无法比拟的。

  多年来钻探与发掘的资料表明,这里埋葬着一个排列严整的大型墓地,总面积达到32.45万平方米。

  墓地的发掘引发人们思考另一个问题。

  据古代文献记载,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到三门峡一带后,建立的国都叫上阳城。但是,虢国国都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却始终是一个谜。

  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专家们判断,位于虢国墓地东南2公里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家窑遗址很可能就是虢国的都城——上阳城。

  2000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李家窑遗址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综合文献记载和历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座古城址就是考古界寻觅多年的虢国都城上阳城。

  被湮埋了2600多年的都城终于掀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

  据说,虢国的人民知书达礼而且能征善战,很多代虢国国君都担任过周王卿士,是周王最重要的大臣之一,经常为王室出战,立下过汗马功劳。虢国墓地的发掘成果证实了这一点。

  战车和战马在那个时代是军事力量的主要象征,虢国墓地出土的车马系列表现了战争对这个王国的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三门峡虢国墓地先后发掘并公布车马坑8座,马坑3座。

  现在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代战车,其实只是黄土,考古学家根据木头腐烂后残留的痕迹,一点点地清理出战车的各个细节。

  白荣金:“那个木头都烂了,烂成洞了,我们后来又往里头灌石膏,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把周围的泥土去掉,把里面填上石膏,再给它剥出来,整个的痕迹一点一点车的辐条,车的轮子,外头的毂,下面车箱子一条一条的,上面的木头,都能给它清理出来。”

  这些泥土构筑的遗迹仍旧保留着几千年前战车的形象,使我们得以想象当年虢国强盛的军事实力。最大的二号车马坑里埋葬了19辆车和38匹马,最小的也有一辆车,两匹马。

  所有的马都是杀死后被整齐地摆放在坑里的,车马坑里还有不少狗的骨头,从形态上看,它们都是被残忍地活埋的。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犬。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造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由于西周统辖范围扩大,各地区、封国之间联系加强,道路交通、造车技术以及车的重要性也随之发展。三门峡虢国和它的前身西虢,一向积极参与西周王室的军事活动,造车技术不断发展,车马文化也日渐深厚起来。

  在庞大的三门峡虢国墓地里,究竟有多少车马坑,坑内有多少车,有多少马,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肯定,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群。

  车马坑是王国穷兵黩武的表现,根据史书记载,虢国的强壮一直延续到战乱叠起的东周时代。

  东周时,周王的权力日渐萎缩,各个诸侯国之间连年争战,抢夺地盘。在争霸的过程中,虢国努力保存实力。但是,终究比不上一些大诸侯国。公元前655年,晋国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故事成了中国人对虢国最深的记忆。

  不论这个历史故事是否真实,虢国确实在纷乱的争霸岁月中消失了身影。都城荒废了,墓地不再有人祭祀,往事变得扑朔迷离。幸好在两千多年后,虢国国君的地下世界重新展露容颜,那遥远的岁月和曾经的繁华才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埋葬習慣---魚国(魚国の謎)

鱼国
据古文献记载,鱼人在春秋时期就已立国于江汉地区。唐?杜佑《通典?州郡》载:“夔州(注:今理奉节县):春秋时为鱼国,后属楚。”周成王之际,鱼人参加 了洛邑盛会,《逸周书?王会》载:“其西,鱼复(献)钟鼓、钟牛。“鱼复为春秋时庸国(在今房县、竹山一带)之鱼邑。《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 庸,禅、攸鱼、鱼人逐楚师。”(杜预注:“禅、攸鱼、鱼,庸三邑。鱼,鱼复县。”)《巴志》载:“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 子盟。遂灭庸而分其地,巴得鱼邑。”

 30余年前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村民在耕作时无意中刨到一个土坑。起先人们并没在意夹杂在土坑泥土中大量散乱的马骨,但接下来随着锄头落下去所逬出的一下清脆响声,村民们陆续刨出了一些镂刻着精美花纹的铜疙瘩……

  农民在田间发现离奇铜器的消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很快就被市文管所的领导派到了茹家庄。通过实地考察,卢连成初步判断 这里极有可能埋藏着西周时期的遗存。因为,村民所发现的和随后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两个出土有马骨和铜器的土坑按其形制应属陪葬车马坑(村民所发现的车马坑 随即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车马坑”,考古队员随后在临近清理出的同一时期的另一座车马坑被命名为“茹家庄三号车马坑”,而那些镂刻有精细花纹的斑驳铜疙 瘩,无疑就是马车的小型青铜构件)。可是,两座车马坑却大不相同:一号坑中的马骨凌乱,有许多还是折断或变形的;而三号坑中的却非常整齐,依序排列在车辕 杆的左右,保存得极其完好。虽然卢连成对这一现象一时还无法给出确凿的解释,但根据所学的考古知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其附近必定有主墓。于是,卢连成开 始在车马坑的周围寻找主墓的踪迹。但茫茫黄土台塬,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与当地村民的闲聊中,一位村民告诉他:这里有一块梯田不适宜种庄稼,它的土质与其他地方不同,很 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职业的敏感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这片令农民苦不堪言,夹杂着炭渣、五花土和细碎陶片的坚硬土地,可能就是主墓的夯土 层。很快,钻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主墓找到了。

  悬疑密布的千年古墓

  这座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墓”的古墓的主墓室发掘工作在1975年元旦全面展开。经过数月的考古发掘,人们已能清晰地看出:这是一座保存良好的、拥有 一条墓道的、呈甲字形的大墓。墓中有两个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主椁室葬的是一名仰身直肢的男性,身旁有着大量的随葬兵器;在主椁室的西部有一间略小 的椁室,内葬有一名女性,从其旁边泥土上的印记看,她下葬时穿着高贵美丽的丝绸衣裳。虽然历经数千年,棺椁的木材和墓主人的尸骨都已腐烂或化为齑粉,但从 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上卢连成还是认出男性墓主叫鱼伯,女性姓“儿”。从墓葬的形制(甲型墓、有墓道和车马坑)和墓室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五鼎四簋)上看,墓主 人鱼伯应是诸侯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应是西周丰镐畿内一个诸侯小国的国君。

  从一号墓墓室的布置结构看,两个椁室并排安置,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因此可断定两人应是同时下葬的。这座墓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但当考古 队员清理到一号墓最边上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紧挨着的墓室——“茹家庄二号墓”。从二号墓出土的10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人们得知:鱼伯的正室名井姬,出 身于周王室一个重要卿士家族,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家庭。这座墓,就是井姬的墓。从年代上看,它也略晚于一号墓,属于二次合葬。那么,一号墓就不是一座夫妻合 葬墓。可是,墓中的儿姓女子又到底是什么身份呢?由于两个人同时自然死亡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可断定儿氏属陪死殉葬。但如果按照先前推断的儿氏是正室,这种 以正室殉葬的制度在当时也是匪夷所思的;如果儿氏是殉奴,那么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就是地位高于奴隶的平民也根本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因此, 儿氏的身份只可能是地位低于井姬,但和鱼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的妾。

  几乎是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在墓穴中又发现了不寻常的迹象:一块块支离破碎的人骨,其中的一些骨骼呈现出扭曲状,仿佛在展示生前的痛苦;还有一些被火焚 烧后呈现炭化的竹节。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再联系到一号车马坑中马骨交叉凌乱的布局,3000多年前发生于此地的一幕不仅在人们面前慢慢展现出来,而且渐渐清 晰起来:

  鱼伯本是在周人京畿内一个非姬姓异姓小方国的诸侯,虽然国家不大,但他同样过着奴隶主阶层腐朽糜烂的生活。儿姓女子可能是当时另一个小方国诸侯的女儿,后嫁给鱼伯为妾。可能出于多种原因,鱼伯非常宠爱儿妾,“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儿妾也就恃宠而娇起来。

  但当鱼伯受西周王室的册封后,作为外姓人的鱼伯深感在周人京畿内立足不易,于是他试图通过婚姻外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这样 他就相中了由周公旦嫡后执政的井国,迎娶了井侯之女井姬为妻(正室)。井姬嫁过来后,她与以往一直恃宠而娇的儿妾相处得可能并不和睦。

  后来鱼伯死了,在那礼法森严的时代,丧葬大事只有正室才有发言权。于是,就在鱼伯的墓口封实前,人们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人们焚烧竹节,肢解奴隶,活殉马匹(一号车马坑中马骨凌乱的原因就是因活马挣扎所致)……最后,就连鱼伯生前最宠爱的儿妾也被殉葬了。



这段3000年前的历史如今被人们搬上了舞台,这是井姬的舞台形象

  逐渐清晰的古国脉络

  如果人们根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能够认定鱼伯和井姬确有其人,那么,要证明鱼国,这个史籍失载的古国确实存在过,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鱼伯墓葬,才能 构建一个王室家族的历史脉络。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形态,一代诸侯不可能独自存在,其宗族应当有一套完整的承传体系。于是,就 在茹家庄古墓的发掘工作行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姜江两岸,沿着冯家塬的台地,沿着秦岭北麓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开始了勘探和调查。考古 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历时数年的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直至1976年10月一个偶然的新发现,才使几近断线的考证工作再呈柳暗花明之势。

  1976年10月5日,在距茹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先是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继而找到了一个藏有一些形状怪异器物的洞口。考古队 员闻讯而至。经勘查、发掘后,这里竟然是一个拥有22座墓葬和2个马坑的、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西周时代古墓群。更令卢连成欣喜不已的是,其中一座出土了大量 青铜器的古墓(竹园沟四号墓)中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它的主人名叫鱼季。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偏后大约是周昭王时代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形制及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 来判断,这座墓葬与茹家庄一号墓在时代上相互衔接,略早于茹家庄出土的鱼伯墓。这样,在同一地域(当年的鱼国疆域)内,鱼国王室宗族的墓葬终于开始露头 了。

  到了1980年的秋天,由于连降大雨致使宝鸡西面纸坊头村一家农户的墙壁坍塌,谁知,从塌面内竟然暴露出了一批青铜器。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赶来的卢连 成根据西周铜器类型、器型学的原理来判断,这批青铜器应该成器于周文王晚期到武王统治时期;再从墓葬的形制规范,青铜器器型、花纹、铭文体例及有自称“鱼 伯”、“鱼伯作器”、“鱼伯自作用簋”等铭文内容来判断,这批青铜器应属于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发现的最早一代鱼国国君,他的下葬年代大约在周成王初年。

  通过以上发现人们已知道:纸坊头墓地在渭水北岸,是鱼国的早期墓地,大约在周初时代;竹园沟墓地大约是鱼国中期的墓地,已退至渭水南岸,应是在西周的 康昭时期;茹家庄鱼国墓地已呈衰败景象,且有逐渐南退的趋势,应是鱼国后期的墓地,大约在周穆王初年时代。但是,要弄清鱼国到底在西周王畿内存在了多久, 就要理清鱼国国君的世系,就要找到年代更晚的鱼国国君墓地。为此,卢连成重新回到茹家庄,再次对墓室进行考证。这时,早先发现的一个神秘墓室引起了他的重 视。这座墓室的等级与茹家庄一号墓相似,但里面没有棺椁,只在墓室的西北角有一个生土台,台上有一具人骨架。尸体的骨骼保存得非常完好,是个壮年男性,但 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卢连成在反复研究该时期墓室的结构之后认为:这座墓室的主人可能是一代亡国的鱼国国君。修建这座墓时,鱼国还存在,但后来亡国了。 因此当他死后,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殉奴殉马,甚至连棺椁都没有,最终他的尸骸被扔到了这个空旷的墓室中,再没有人理会。

  何去何从——归去来兮

  历经多年的艰辛努力,虽然鱼国王室的历史脉络已基本清晰,但这些墓葬中的一些特异现象仍困扰着卢连成和他的同事们:

  ——已知的西周历史资料表明:在昭康以后,尤其到了穆王阶段,在丰镐、周原这一西周统治的核心区域内,王室成员、高级贵族的墓葬内人殉的现象已十分罕见了。但是,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为何仍在古鱼国如此盛行呢?

  ——在茹家庄鱼国古墓中,可看到在墓室、椁室中摆放砾石、卵石的葬俗,而这一现象在同时代周人的墓葬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周人的葬俗。

  ——虽然古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簋、乐器、酒器与周贵族墓葬中的出土趋同,但鱼国下层族人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却迥异甚至罕见于西周下层族人墓葬中的出土。

  ……

  对此专家们认为:鱼国人和周人分属两个族源,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

  鉴于在鱼国墓葬中大量发现有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钵形尖底罐,具有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的早期蜀人遗址,但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据此,专家对鱼国族人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这样大致的了解:

  鱼国人的先人本是生活在秦岭以南巴蜀地区的一个部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约于商周交替时翻过秦岭到了秦岭北麓,迁移至关中西部现宝鸡一带生息, 后被周王室册封为非姬姓诸侯国。鱼国国君为了能在周人的京畿之地立足,虽然采取了联姻等手段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最终难逃 国破家亡的厄运。他们的国君,被胡乱地葬进了他生前为自己准备好的墓室,无人陪葬,甚至连棺椁都没有;而它的下层族人,很可能又再次翻越秦岭,回到他们祖 先的土地去了。

埋葬習慣---洛阳“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遗址

天子驾六
【天子驾六简介】
天子驾六是我们古代礼制的一种行为。皇帝级别的六匹马拉的两辆马车,即著名的“天子驾六”。
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皆驾四。案《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驾四,大夫三,二,庶人一。”


【根据天子驾六的发现】

2002年10月,洛阳市建设城市中心广场时,在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发现了惊世的东周时期车马坑遗迹,先后共发掘出18座车马坑,其中一座长42米、宽7.2米。因从里面清理出一处6匹马驾一车的遗迹,印证了古文献中有关夏、时期“天子驾六”之说,举世瞩目。在广泛征求文物专家和社会各界意见并得到国家文物局 批准后,洛阳市于2003年对中小型车马坑实施科研性回填保护,重点对“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遗址妥善制定保护方案,成立了专门文物保护机构,核定了13 名专职保护人员,并投资1200多万元建设了一座全新的遗址博物馆,向世人展示这世间独一无二的文物瑰宝。全面建成的天子驾六博物馆位于洛阳市王城广场中心部位,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为下沉式结构。馆内主要有天子驾六车马坑展厅和周王朝精品文物陈列厅两个展区,其中车马坑展厅一角增设了大型视频传媒系统,走廊内墙壁悬挂周王城考古发掘精品文物资料图片,具有很强的观展效果。

2002年7月底至2003年3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市中心广场一期工程建设中,发现一处东周时期的大型墓地及车马坑群。在30000余平方米范围内,总计钻探东周时期墓葬600 多座,车马坑(含车坑、马坑)29座。其中尤以中区5号车马坑为突出。该坑长42.6米,宽7.4米,葬车26辆,残留马匹个数达70匹,规模为国内少 见。坑大致呈南北向,车子呈纵向两列摆放。西排2号车为六马拉一车,合乎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述,折射出所陪墓葬墓主身份的至高无上及这片墓地地位的不 同寻常。

上述发现为进一步探索东周王陵的位置及王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同时期家族墓地的布局提供了丰富材料。


“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遗址保护方案

在广泛征求文物专家和社会各界意见并得到国家文物局批 准后,洛阳市于2003年对中小型车马坑实施科研性回填保护,重点对“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遗址妥善制定保护方案,成立了专门文物保护机构,核定了13名 专职保护人员,市委、市政府修改了广场建设方案,修建了这座依托“天子驾六”车马坑的东周专题博物馆,向世人展示这世间独一无二的文物瑰宝

整个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位于王城广场,分为两个展区。第一展区是洛阳地区5大都城与当代洛阳相互位置关系、东周王城概况、王陵的探索与发现及珍 贵的东周文物;第二展区是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展区。这里展示的是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的17座车马坑(马坑)中的2座,除车马外,还有 殉狗殉人。历史场景犹在眼前,是中国唯一一处原址展示的“天子驾六”。

埋葬習慣---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 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 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 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 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 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 (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 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埋葬習慣---虢国车马坑

虢国车马坑
二十世纪50 年代,在古老的黄河岸边,尘封地下。几前年的虢国墓地被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在其后的发掘中,人们发现杂草丛生,乱石堆积的荒野之下竟然埋藏着一支蓄势待发 的底下车马军阵,这支规模恢弘,气势威武由真车真马组成的军阵就这样默默守卫他们的主人,年复一年潜藏地下3000个春夏秋冬。这支军阵由三座陪葬车马坑 组成。虢国国君虢季的陪葬车马坑,位 三座车马坑的中间,南北长47.6米共清理战车13辆战马64匹,13辆战车全部集中在坑的北半部,64匹战马则大部分摆放在坑的南半部,每辆车下分别都 压有战马,马是最先埋入坑中的,在清理时专家发现,马的前腿或后腿常常并列在一起,因而推断马是被捆绑杀死后埋入坑中的,埋葬顺序是将马全部入葬,再从坑 中部向北依次放置战车,前一辆车 压在后一辆车前辕之上,辕头均朝北排列有序。其中最北端第一辆车下葬有四匹马,周礼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这一特点说明虢国国君严格遵守,周代的礼制。虢太 子墓的陪葬坑,位 国君车马坑的东边,南北长21米,目前仅清理出部分车轮,依照周代礼制推算,这座坑中应有十辆战车,二十匹战马,准确数字有待今后发掘证实,国君夫人梁姬 墓的陪葬车马坑,位 国君车马坑的西侧,南北长10.3米,共清理出19辆战车,车有东向西分为三排,南北纵列摆放,车辕全部向北,在国君夫人的随葬坑中我们确看不到一匹战 马,但从整个发掘现场来看,马是事先杀死后埋入坑底再将战车放置 马身之上,出于对车的保护考古人员并没有对这座车马坑继续发掘,按一辆车随葬两匹马推算,这座坑中应有19辆战车,38匹战马。



这三座车马坑俨然是军队出征时队形,如此之多车马陪葬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奇观,它构成了我国目前考古所见规模最大的地下军阵。这时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墓主人要用真车真马陪葬呢?因为这样可以显示主人生前的威严与华贵,象征地位和强权,即使死后也要在底下利用车马继续维护墓主人生前的 尊贵地位,虢国车马坑中大量战车战马的发现,充分反映了当时虢国兵强马壮的军事势力和逐鹿中原的恢弘气势,目睹现场仿佛使我们如置身于兵车辚辚,雄伟壮观 的军阵之中,体味到战车滚滚,战马嘶鸣,烽烟遮日,旌旗飞扬的战斗场景。

虢国究竟拥有多少辆战车已无法深究,但虢国贵族不惜以如此多的车马陪葬不仅表现其造车技术的发达而且还以特殊形式反映出虢国崇尚武勇的社会风尚,它与虢国 的等级制度,军事活动,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紧密地结会起来,成为等级观念,武勇世风和随葬习俗的物质载体,最终以车马的特殊刑式映射出三门峡虢国车马坑文 化的全其文化意义体现在浓厚的等级制度,色彩强烈的军事性质,凸现的随葬习俗。一个古老的虢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时至今日,一个尘封地下的虢国 又再现了,虢国墓地,这座两周时期的贵族公墓以实物的形式向我们再现了虢国 昔日的辉煌。
虢国墓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春秋时期大型邦国公墓,总面积32.45万平方米。从1956年发 现至今,探明各类遗址800余处,出土文物近3万件。尤其是90年代发掘的虢季、虢仲两座国君大墓,因出土文物数量多、价值高和墓主人级别高,连续两年被 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2年8月虢国博物馆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并通过了 IS0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03年8月又荣获第五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

  虢国车马坑,是1956年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时,在上村岭发现的,由国家黄河水库考古队发掘,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建议,予以原地原状保护。

  此坑为长方形,坑底南北长15米,东西宽3.82米,深4.1米,坑内保存有战车5辆,战马10匹,由北向南排列。车为木质结构,独辕双轮,车上施 漆,由车轮、车箱、车辕等部件组成,保存完整,形象清晰。每辆车的下边压有两匹马,马头朝北,排列整齐,系杀死后埋葬的。车箱底下还发现有狗的骨架。同时 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铜车饰、铜马饰及其它陪葬品。

  虢国车马坑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东西周相交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1963年被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12月9日日曜日

雑文・資料

■■ Japan On the Globe(425)■ 国際派日本人養成講座 ■■■■

人物探訪: 白川静 ~ 世界をリードする漢字研究者

白川静のような碩学を持つ日本こそが、東洋文化
の最終リレー走者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つ。
■転送歓迎■ H17.12.18 ■ 34,149 Copies ■ 1,881,815 Views■

■1.思う、念(おも)う、懐(おも)う■

 漢字研究の第一人者、白川静の世界を覗いてみるには、次の
言葉が良いだろう。

 今、日本語がもう一度復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時期なの
に、文字制限なんかがあって、それがうまくいかない。言
葉が少なすぎるんです。自分の気持ちを述べようとしても、
それができない。たとえば、「おもう」という言葉があり
ますが、そう読む漢字は今は「思」だけしかないんです。
この字の上半分は脳味噌の形。その下に心を書くから、千
々に思い乱れるという場合の「おもう」です。

『万葉集』では、「おもう」というときに「思」と「念」
とがあって、「念」のほうが多いんです。「念」の上の
「今」は、瓶に蓋をするかたちで、ギュッと心におもい詰
めて、深くおもい念ずるという意味の「おもう」です。

 それから「懐(壞)」という字の右半分は、上に目があっ
て、その下に涙を垂れている。下の衣は亡くなった人の襟
元です。その襟元に涙を垂らして、亡くなった人をおもう、
だから追憶とか、故人をおもう時に使う。「想」は遠く離
れた人の、姿をおもい浮かべるというときに使う字。そう
やって、みんな違うんです。それなのに、故人をおもうと
いうときでも「思」しかつかえない。「思想」とか「追懐」
とか「追憶」とかそんな言葉はあるのに、「想」「懐」
「憶」は「おもう」と読ませないのです。[1,p376]

 万葉時代の我が先人達は「子の行く末を念(おも)い、亡く
なった親を懐(おも)っいた」のに、現代日本人は「子の行く
末を思い、亡くなった親を思う」事しかできない。こう対比す
ると、文字が貧弱になれば、我々の心の働きも貧しくなってし
まう事が実感できよう。

 白川静の学問は、現代日本人の精神のあり方に重要な問題提
起を行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2.明治青年の気概■

 明治43(1910)年生まれの白川静は、今年95歳となった。
昭和51(1976)年、66歳で立命館大学文学部教授を定年退職
し、73歳で完全に学校の業務から解放されると、それまでの
漢字研究を集大成して、一般社会のために役立てようと、漢字
の成り立ちを説明した『字統』、日本での漢字の訓読みに関す
る『字訓』、そして漢和辞典の最高峰『字通』の3部作、合計
で200字詰め原稿用紙4万枚を、13年半かけて一人で執筆
した。毎日出版文化賞特別賞、勲二等瑞宝章、文化勲章などを
受賞し、まさに「現代日本の碩学」である。

 その学問は、どのような志から始まったのか。

 僕らが若いときには、「東洋」という言葉がだいへん魅
力的であった。西洋に対する東洋。これは古くは、幕末の
佐久間象山あたりが「東洋の道徳、西洋の芸術(技術)」
と言うとるんですがね。明治になって、岡倉天心の『東洋
の理想』とか『茶の本』ね。それからのちには久松真一の
『東洋的無』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だから東洋と
いうものを実体的に考えておったんですよ。ところが、い
よいよ学問をやりだした時代には、上海や満洲でごたごた
やり出して、「東洋」はずたずたになってしまい、挙げ句
の果てに国が滅びるほどの無残な負け方をした。そしてい
まはお互いにいがみ合いの状態ですわな。[1,p241]

 戦争に負けた時、ぶざまなことをして大変な負け方をし
たので、元通り仲良くするためには、ただ優しくするくら
いのことではいかんのです。日本が文化的にもしっかりし
ておって対等に付き合い、場合によっては尊敬の気持ちを
持たせるくらいにならないと、日本にはもう立つ瀬はない。
僕には、そういう気持ちも実はあった。[1,p316]

 まさに明治青年の気概である。

■3.漢字を通じて共有されていた「東洋の精神」■

 白川によれば、「東洋」という言葉は日本人の発明である。

 東洋ということばは、中国にはない。もし用いるとすれ
ば、それは日本人を賤しんでよぶときだけである。東洋と
いう語は、わが国で発明された。

 幕末に、西洋勢力が科学技術文明と武力をもって押し寄せて
きた時に、わが国で、政治的・文化的独立維持のために「東洋
道徳、西洋芸術」という考えが生まれたのである。しかし、白
川は「東洋」が単なる概念でなく、歴史的な実体を持つものと
して、実証しようとした。

 こ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最も特徴的なことは、漢字を共有
し、漢字文化を共有しながら、それぞれの民族が、また独
自の文化を発展させてきたという事実である。そこに共通
の価値観というべきものがあった。その価値観が東洋の精
神を生む母胎であった。[1,p9]

 かつて東洋は、一つの理念に生きた。東洋的というのは、
力よりも徳を、外よりも内を、争うことよりも和を、自然
を外的な物質と見ず、人と同じ次元の生命体として見る精
神である。思考の方向が、他の文化圏とは根本的に異なっ
ている。そしてそういう生きかたは、殊に漢字を共有する
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確かめられた。漢字にはいわば、この
文化圏の最も重大な紐帯をなしている。[2,p2]

■4.「眞」という字は「行き倒れ」をあらわす■

「東洋の精神」の一例として、白川が好きだという「保眞(眞
を保つ)」という言葉をみてみよう。

 この「保眞」の「眞」という字は、本来行き倒れという
意味を持っています。上の「ヒ」みたいな字が倒れている
人の形で、その下は目がぎょろっとして頭の毛が乱れてお
る様子。人間の死の中で、一番恐ろしい霊力を持っておる
のはこの行き倒れなんです。だからいい加減には扱えんの
です。『万葉集』では柿本人麻呂が行き倒れを弔う歌をい
くつかつくっておる。・・・

 その行き倒れがなぜ永遠なるもの、真実なるものになる
かというと、それの持っている呪力というものが何世代の
のちまでその力を発揮するからです。これは永遠なる力、
永遠の存在であるというので、「眞」になるわけですな。
・・・

 つまり、「保眞」というのは、自然の力と合致すること
なんですね。眞というのは自然の生命力が永遠に貫いてお
ることです。人界では行き倒れのような形であらわれるけ
れども、永遠の生命の一つの姿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があ
らわれてくる。そういう力は自然とともに悠久に働いてお
るという考え方ですね。[2,p229]

 自然の力と合致し、自然の生命力とともに生きては、死んで
いく。これが、日本にも中国にも見られる「東洋の精神」の一
端であり、これを回復しようと、白川は漢字研究に志したので
ある。

■5.失われいく共通の漢字文化■

 その東洋は今や、政治的にも「いがみ合い」の状態であるが、
共通の「東洋の精神」もずたずたになっている。

 たとえば、韓国では漢字教育をやめてハングル表記になって
しまった。挨拶の「アンニョン」が「安寧」と書かれていれば、
その語感は日本人にも中国人にも直接的に伝わったはずなのに。

 ベトナムでは、フランスの植民地時代にローマ字表記となっ
たが、医者を意味する「ポシ」が「博士」の事である事をしれ
ば、すぐに理解できる。

 中国では音を中心に大胆な略字(簡体字)に改造してしまっ
た。「達」は「しんにょう」に「大」と書き換えたが、これは
現代中国語では「達」と「大」の音が同じだからである。これ
では日本人や朝鮮人には、その意味は想像もできない。

 そもそも「達」の字は「羊」を含んでおり、羊の子はするり
と生まれてくる事から、「すっと通り抜ける、何の障害もなく、
勢いよく達する」という意味を持っている。たとえば「達筆」
とはすらすらと美しい文字を書くこと、「達人」とは一般人に
は難しいことをすらすらとこなしてしまう人、というようにい
ずれも「すらすら」という語感が籠もっている。それが「大」
となっては、中国人自身にも、そんな語感は分からなくなって
しまう。

 こうして、各国が漢字を廃止したり、勝手に作り替えたりし
て、東洋の共通基盤だった漢字文化はばらばらになり、また若
い世代は漢字で書かれた古典を読め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

■6.世界をリードする白川の漢字研究■

 こういう状況の中で、なんとか「東洋」の復活を目指して、
白川は漢字研究の分野で孤高の歩みを続けてきた。

 中国では西周時代 (紀元前11世紀以降)の古代文字「金文」
に関して優れた研究をなしてきた陳夢家氏が文革で殺されてし
まった。その後に取り組んだ白川の4千ページもの研究書を超
える研究は今後も出ないであろう、と言われている。

 台湾では金文に関する14巻3800ページの研究叢書が刊
行されたが、そのうちの半分は白川の論文で占められている。
白川の著作の多くが訳され、また白川が国際会議で発表をする
と、特に若い研究者の間では共感する人が多いという。

 一方では、白川が台湾の雑誌に論文を発表する時に古文で書
くと、先生方は「外国人でもこういう古文を書くのに、君らは
なんだ」と学生を叱ったりした事もあったという。

 またオーストラリアや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あたりからやってき
て、「あなたの説はよく分かる。あなたの解釈を使って学位論
文を書きたいがいいか」などと言う人も出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た。

 白川の学問は、漢字研究の分野ですでに世界をリードしてい
る。「尊敬の気持ちを持たせるくらいにならないと」という志
は、達成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7.日本で新しい生命を得た漢字■

 漢字というと、どうしても中国から借りてきたものという意
識があるが、日本人は借りてきた漢字をそのまま使ったのでは
ない。

 たとえば、漢字は表意文字であるから、3千数百年の間、中
国人は同じ文字をその時々の発音で読んでいた。だから「博士」
という字を、ベトナム人が「ポシ」と読もうが、日本人が「ハ
クシ」と読もうが、それは勝手なのである。

 この特徴を活用して、自国語の「おもう」に「思」の字をあ
てて「思う」と表記するという「訓読」を発明したのは、日本
人の独創であった。さらに、音を正確に表現できないという漢
字の弱点を、ひらがなやカタカナという表音文字で補完すると
いう離れ業を、我々の先人は考え出した。[a]

 それ以降、訓読法で得た知識が、和漢混淆の文章の語彙、
語法にそのまま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り、訓読によって吸収し
た中国語の表現のなかで、美しい、深いものを巧みに日本
語にとりいれ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国語で果た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しい造語法
として漢字を使いこなすという伝統は、江戸の末まで続い
たわけですが、それが明治期において、新しいヨーロッパ
の学問が入ってきてから、日本人は思いのままに、漢字に
よる造語がおこなわれて、このとき以降、日本人は完全に
漢字を日本語化したといえます。音と訓の両方を完全に使
いこなして、新しい語を作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も明治以降で
す。

 そして大正期に入ると、梁啓超など日本に亡命してきた
中国人学者の手で、それらの新しくつくられた言葉が中国
に逆輸入されるようになる。[1,p168]

 中国の外来語辞典を見ると「日本語」とされているものが非
常に多い。政治分野だけでも、日本語からの輸入がなければ、
現代中国では「国家」も「国民」もなく、「領土」も侵略でき
ず、「覇権」も求められず、「表決」もできなかった。中国人
が近代国際政治や民主政治を学んだのは、明治の日本人が創造
した訳語を通じてなのである。[a]

 漢字は、中国で生まれたが、日本で新しい生命を得て、新た
な成長を始めたと言える。

■8.東洋文化の最終ランナー■

 西洋文明もギリシアから始まったものが、ローマに受け継が
れ、さらにフランスやイギリスなどで発展していったものであ
る。言わば、聖火をランナーが次々と交替しながら、運んでい
るような趣がある。

 中国でも、3世紀の三国時代あたりまでは、いろいろな人種
が混じり合い、戦いながら、文化を高めていったが、それ以降
は停滞に陥る。『論語』『史記』『春秋左氏伝』『三国志』な
ど漢籍の代表的な古典はほぼ三国時代までに完成し、その後は
停滞に陥る。

 僕は日本人がその後を受け継いでよく発展させたと思い
ますね。中国的な文化を一番深く理解したのは、僕は日本
人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アジア的な建築というようなも
のでも、日本においてそれが完成される。それから仏教な
んかでも、日本において非常に落ちついた個性的なものに
なる。この東洋的と言われるような精神、美、あるいは思
想というふうなもの、そういうようなものは、みな日本に
おいてその完成態をつくり上げ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す。
[2,p211]

 白川の漢字研究は漢字文化の「完成態」を追求する最先端の
努力と位置づけられるだろう。

 我が国では、さらに石井式のように幼児への漢字教育を通じ
て知能や情緒を伸ばす教育方法が開発され、成果を上げている。
[b]

 中国大陸では簡体字の採用と、唯物論・拝金主義の横行によっ
て漢字文化は衰退の極みにある。また韓国・北朝鮮は漢字使用
廃止によって、すでに脱落した。そのような中で、白川静のよ
うな碩学を持つ日本こそが、東洋文化の最終リレー走者として
の使命を持つと言えよう。
(文責:伊勢雅臣)

■リンク■
a. JOG(221) 漢字と格闘した古代日本人
 外来語を自在に取り込める開かれた国際派言語・日本語は漢
字との国際的格闘を通じて作られた。
b. JOG(320) 子どもを伸ばす漢字教育
 幼稚園児たちは喜んで漢字を覚え、知能指数も高まり、情操
も豊かになっていった。

■参考■(お勧め度、★★★★:必読~★:専門家向け)
  →アドレスをクリックすると、本の紹介画面に飛びます。

1. 白川静『回思九十年』★★、平凡社、H12
2. 白川静、渡部昇一『知の愉しみ 知の力』★★★、致知出版社、H13

© 平成16年 [伊勢雅臣]. All rights reserved.

甲骨文字--研究者リスト---茨城大学 鈴木 敦 教授

http://info.ibaraki.ac.jp/Profiles/4/0000369/profile.html

茨城大学 人文学部 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
   教授 鈴木 敦 男
         SUZUKI Atushi / 1959年生 

■本学・兼務所属


地域総合研究所 

■教育・研究概要



中国考古学。特に甲骨文字を主資料とする殷代史研究。 授業では、新石器末〜秦までを扱う。担当科目は以下の通り。 [教養]比較文化論 [専門]中国考古学概論Ⅰ・Ⅱ 中国考古学実習Ⅰ〜Ⅳ 中国考古学特講Ⅰ・Ⅱ 中国考古学演習Ⅰ・Ⅱ [院]中国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演習Ⅰ・Ⅱ 文化構造情報処理演習 言語文化情報処理演習 研究は甲骨文字の文字域研究を中心としている。

■出身大学院等・出身学校


1989年  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科考古学博士課程 単位取得満期退学
1989年  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考古学 その他
1982年  茨城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 卒業

■職歴


1993/04-1995/03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
1995/04- 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教員

■取得学位


修士(文学) (九州大学)

■研究テーマ


甲骨文における文字域の研究 1995-2015 (キーワード:甲骨文, 文字域)
甲骨文字のコンピュータ文字コード化を巡る諸問題 1994-2010 (キーワード:甲骨文字 コンピュータ 文字コード)

■研究業績一覧

共同・受託研究希望テーマ

共同・受託研究実績

著書(主要業績 全リスト

論文(主要業績 全リスト

研究発表等(主要業績  全リスト )

芸術系・体育系の活動、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等、その他研究活動


知的財産権

報道出演・資料(DB等)提供

■所属学会

日本中国考古学会、日本甲骨学会、東方学会

■受賞・表彰


商承祚甲骨学奨 (2006)

甲骨文字--漢数字の起源(資料収集目的)

平成17年度人文学科卒業研究

古代漢字研究 ―漢数字の起源―

(*本稿は卒業論文に一部修正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

02L1126R 室井陽一   指導教員:加納喜光




♪目次

緒言……一頁

第一章 一から四の起 源……三頁

   1 序論……三頁

  2 一……四頁

  3 二……五頁

  4 三……五頁

  5 四……六頁

  6 小結……六頁

第二章 五から九の起 源……八頁

   1 序論……八頁

  2 五……九頁

  3 六……九頁

  4 七……一〇頁

  5 八……一一頁

  6 九……一一頁

  7 小結……一二頁

第三章 十から萬の起 源……一三頁

   1 序論……一三頁

  2 十……一四頁

  3 百……一五頁

  4 千……一六頁

  5 萬……一七頁

  6 小結……一八頁

結論……一九頁

注……二〇頁

参考文献……二九頁




♪緒言

(1) 本稿の論述方針

 日本で使用される漢数字は中国で生まれた。しかしながら、始めから現在の姿で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中国最古の文字とされる甲骨文字[1]と現在の 字形の 違 いは如実である。一、二、三、八に大きな違いはないが、ほかは異なる。甲骨文字以後、金文や篆文など長期間の字体変化を経て、現在に至った。

 本稿では、甲骨文字に見られる漢数字、および諸説[2]をもとに起源を追求したい。漢数字の起源は甲骨文字、あるいは甲骨以前の陶片文字にまで遡 る。考 察 の要素としては、甲骨文字を土台とするが、すでに解読されている陶片文字も扱ってみたい。筆者は漢数字を、性質上の相違[3]から、表1の三系統に分類し た。そして、さまざまな説をもとに私見を述べたい。


表1 漢数字の分類系統図















A
横線の一 横線の二 横線の三 横線の四








B




五
六
七
八
九




C









十
百
千
萬

 数字が誕生するまでの経緯を以下の(2)、(3)に記した後で、主旨の考察に移る。論述の方式は、各章とも次の順序に従う。

(ア)序論:各系統に属する漢数字、すべてを通しての考察。
(イ)本論:系統内の各漢数字に対しての考察。
(ウ)小結:(ア)と(イ)を踏まえたうえでの考察とまとめ。

 なお、以下のごとく凡例を定める。人物の敬称は省略する。同姓者がいる場合は姓名を記す。数を表す大字(壱、弐、参、…)や、十干(甲、乙、 丙、…)十 二 支(子、丑、寅、…)、零(〇)は扱わない。甲骨文字に存在した数の原型である一、二、三、…、萬の十三文字のみを対象とし、後世に造字された億以上の数 位は扱わない。著書の名前や頁数、出版年、さらに注や節などの番号では算用数字を使用する。図中においても例外的に、算用数字を使用するが、ほかは引用文 もすべて漢数字に改める。本稿で使用する漢字は、JISコード文字にある常用漢字・人名 用漢字を原則とし、該当しない漢字は正字を使用した。「…の 説はない」のごとき表現を用いるが、すべて筆者の管見の範囲による。


(2) 計数能力の発達

 人間の数に対する認識と計数能力は、以下に列記する段階を追って発達した。

①個体数に対して、無(零)と有(一以上)を区別する。
②自然界に存在する個体から、「単独(一)」、「対(二)」、「多数(三以上)」を認識する。
③同一個体の集合に対して、三ないし四を一瞥で把握する。
④人間の最も身近な計数道具である手の指の本数を介して、片手で五、両手で十までを数える。
⑤底(ある一定の数に達したとき、ひとまとまりで置き換えるもの。例えば、底を十とした場合、十進法となる)概念を導入する。
⑥底を決定し、位を表す数を増加させることで大数を表現する。

 ①から③が数の認識、④から⑥は計数能力である。後者では、数える対象と無関係なものを、「一対一対応」させて数える手段が用いられる。

 発達の途中には、序数や底概念などの数にまつわる構成要素のほか、数えるのに使った手や小石などの道具も計数能力の発達に影響を与えた。

 数の要素では、底が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底がなければ、数は一直線上に並べただけになる。すると数の増加に伴い、記憶する作業が面倒になる。ま た、実用 性 に欠けるのだ。十進法の場合、一から九までを横軸とするならば、十や百などの位を表す底は縦軸になる。数の二次元化により、少ない元手で無限に数を表現す る術を生み出したのである[4]。


(3) 数字の誕生

 人間の計数能力が発達したあとは、思い浮かべた数の具現化が求められる。記録・保存の段階へと移る。使われた媒体の実例は、獣骨や木の棒に付され た刻み 目、小石などが挙げられる。数えるだけでなく、数えた結果を形として表現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だ。

 しかし、記録から計算の段階へ移行すると、刻み目や小石では用が足せない。「計算」と「(計算過程の)記録」を同時に満たしえないからである。そ こで数 字 が生み出された。媒体に数字を刻むことで、少ない字数で思い通りの数を表現する術を身につけたのだ。

 数字の形は国ごとに異なるが、数えたり保存したりするのに使った道具が、字形に関係する例が見られる。メソポタミアでは粘土板に刻まれたくさび形 (シュ メール数字)、ローマでは木の棒に付された刻み目の形(ローマ数字)のごとき具合である[5]。




♪第一章 一から四の起源

1 序論

 一から四までの起源には諸説がある。とりわけ数の始まりである一は、六書に従えば、「指の象形」、「算籌の象形」、「指事」とする三説に分かれ る。さら に 二以上では、「会意」の説も加わる。

①指の象形

 郭は、一から四を、表示する数の分だけ伸ばした指の象形とする[6]。「太古の昔から、私たちの十本の指はしばしば数観念の具象的な媒体として役 立って き た」[7]とされるごとく、指の使用が数えるのに役立つのは事実である。また、指で表した数量を、文字として置換する流れは自然であろう。よって、本説の 信憑性は高いといえる。

②算籌の象形

 中国人は、計数時に指だけでなく算籌をも使用したそうだ[8]。高亨は、一を算籌の象形とする[9]。計数道具の算籌を、表す数だけ伸ばした形だ とい う。 算籌は、指と同様に使うため、本説もまた自然である。

 前述の二説は、もとになる計数道具が異なるだけで、道具を象った点では一致する。

③指事

 一であれば、想像した数量の一を、一本の線で表す考えである[10]。前述のごとく、数える作業は、数える対象の性質と無関係なもので一対一対応 させる 行 為である[11]。よって、棒状の一本線が数量の一を表すことになる。

 以上の三説が基本となるが、次の説もある。酒井は、前述のいずれか一つではなく、「象形」でも「指事」でもあると考える。『甲骨文編』には、一か ら五ま で の積書がある。五は手の指の本数に一致するため、手の指の象形とする。また、積書が指そのものではなく、数を象徴する内容をもつために、指事であるとする [12]。


   想像 →→→→→→→→(a) 造字
    ↓
    ↓
    ↓(b1)
   指や算籌 →→→→→→(b2) 造字  

   図1 造字までの過程


 以上、四説を簡単に紹介したが、造字の過程を示したうえで、考察したい。造字に至るまでには、必ず表現する数の想像があるはずだ。左図の経路a は、想像 し た数を直接、字形化する「指事」である。経路bは、指や算籌の計数道具を介して造字する「指事(b1)」と「象形(b2)」だ。

 現段階では、いずれが有力かを決定しえない。だが、計数道具を介するか否かに関わらず、指事が先行することだけは判断できる。よって、指事説こそ が、一 か ら四までの字形の原型であると筆者は考える。

 しかし、起源を考えるに当たっては、前述の説以外に次の疑問も生じる。一をつくったうえで、複数である二以上はいかなる数であるかだ。「指事」 「象形」 だ けでなく「会意」もあるとする考え方だ。単数の一も含めて、考えていきたい。

 なお「会意」説を扱うに当たり、線の長さや配置に着目し、意味があるとして論述する説はない[13]。しかし筆者は、『甲骨文編』に見る字形の線 の長さ や 配置[14]が、「会意」として無意味だと断定できないため、着目してみたい。


2 一

 一は、「単数」であるから「会意」の考えは発生しない。本節では、存在の有無に分けたときの、「有」に当たる最初の数、一の字形を考える。

 数を表すために、なぜ横線を用いたのか。また、一を表すのに必ずしも横線でなくてもよいのではないか。まず、線である理由を考えて、縦横の方向性 の問題 を 解決したい。

 前者に対して、影山が説明する。○や□のごとき記号でも表しうるが、円形や方形を意味すると誤解されかねない。よって、不要な概念を想起させない 記号を選 択すべきだとする。数を表すには点でも差し支えないが、幾何学的観点から言えば、位置のみで長さがない。つまり、存在感に欠けるため線にしたとする [15]。

 対して酒井は、影山が唱える点の定義に同意するが、捉え方に異なる見解を示す。ほとんどの人が、「・」や「,」を点として認識できるだろうと考え るの だ。 点が目にとどまりにくいとしても、意味があり、認識されるという[16]。影山は、点が認識されにくい問題を危惧するが、酒井説により解消される。線では なく、点の積書でも問題ないことになる。

 孫は、小さな点を引き伸ばして線にしたため、一から四は積書なのだという[17]。もともとは点であった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線になったという のだろ う。点が線となった理由に対する説はなく、前述の影山と酒井の説にならうほかない。点であっても不都合はないが、存在を把握するためには点より線の方が効 果的だとするのが、一だけを扱った上での筆者の推論である。

 次に、後者の方向性の問題に対しては、郭が説明する。手の指を使って数えるときは、無意識に右手で行い、一から四まで指を倒すため横書きだとする [18]。ただし、本説は手を使うことが前提となるため、図1の系統aは無視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また一を表す横線に対して、十を表す縦線があるため、前者 の問題と当疑問はともに十と合わせて第三章の2で後述したい。


3 二

 二以上は「複数」であるため、前述のごとく、会意か否かの問題が生じる。甲骨文字の字形を見ると、二から四までは、すべて横の一本線にならい、重 ねて書 く 積書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五は、一件のみ積書のサンプルがある[19]。

 イフラーが唱える基数の概念[20]に従えば、二は一+一と表示される。つまり、「一」と「一」の会意となるのだ。しかし影山は、「一」と「一」 の組み 合 わせによる会意文字ではなく、指事とみる[21]。


  (ア) 二(甲五四〇)

  (イ) 二(鉄七三・四)

  図2 甲骨文字の「二」   


 字形を見てみよう。図2の(ア)は、厳密には二本線を平行だとしがたいが、長さは等しい。逆に(イ)は平行だが、上が短く、下が長い。同じ二であ るが、 か くも異なるのだ。長さに意味があるならば、一と一が同質であるとはしがたい[22]。数量として、二は一+一の値だが、(イ)の字形からは、二つの一が同 質であるとは思えない。

 以上のごとく、同じ漢数字でも、字形の細部が異なる場合がある。会意か指事かの問題は、積書の字形すべてを扱ったうえで結論を出す。


4 三

 三においても、似た問題が生じる。だが「二」とは異なり、何と何の会意なのかの問題である。

 影山によれば、二と一の会意文字とする人が多いそうだ[23]。だが、(ウ)のごとく配置された「二」と「一」の会意は、いかなる意味をもつの か。二を 一 +一としても、なぜ合わせる必要があるのか。当疑問に対する説はなく、筆者の推論によるほかない。


  (ウ) 三(不明)

  (エ) 三(前六・二・三)

  図3 甲骨文字の「三」


 イフラーは、一と二しか知らず三を二+一で、四を二+二で表現した原住民の例を紹介する[24]。当事実が中国でも当てはまる場合は、(ウ)のご とき字 形 になりうるだろう。

 また三が、一を三本積み重ねた形で、「一」を三つ合わせた会意だとする考えはどうか。(エ)のごとく、長さが等しく、それぞれが等間隔に配置され る三本 の 線で構成される字形に当たる。前述した基数の特性、すなわち一+一+一の原理による。人類が新たな数を次々と生み出す契機となりうる、最も原始的な概念の ひとつである[25]。


5 四

 四を会意とした場合は、三通りの捉え方ができよう。

①一+(一+一+一)と表せるだろう。「一」と「三」の会意。図4(オ)の字形に見られる配置。
②基礎となる一を四つ累積する考え方。一+一+一+一と表示できる。「一」を四つ合わせた会意。
③「二」と「二」の会意[26]。楷書の「二」を二つ積み重ねた、(カ)のごとき字形。

  (オ) 四(前四・二九・五)

  (カ) 四(前一・七・一)

  (キ) 四(余一六・二)

   図4 甲骨文字の「四」


 ①は理解に苦しむ。一+三の表記には何の意図も見いだせない。三+一であれば、表現する数の直前で累積される一を合計し、新たに一を加える思考で あると こ じつけられよう。だが、当方法に意味があるとも思えない。

 ②は前述の私見と同様に考えられる。

 ③の場合は、前節で挙げた原住民の例に該当する。しかし、二線の長さが異なる、二つの「二」が何を表すかが問題となる。両手の人差し指と中指であ ろう か。 すると、片手で四まで数えられるところを、両手の指を用いて数えることになり、利便性に欠ける。

 (キ)は筆者の主観になるが、線の長さをもとにすれば、右手を横にして伸ばした四本の指の象形に見える。意図されたのか、偶然なのかは不明であ る。


6 小結

 積書は基本的には、一から四までに見られる書法だが、五も例外的に存在する。因みに六には見られない。五まで存在する限り、数えるのに用いた指の 象形と 考 えてもおかしくはない。四において、(キ)のごとき四本の指の象形に見える字形も、指を想起させる。

 基数の概念が存在したことから、会意の概念の存在も考えられる。(ウ)や(オ)のごとく、各線の配置が均等でなく、配置に意味があるならば会意と 考えて も 問題ない。だが影山説のごとく、「字を刻む人の習慣上のもの」ならば、一+三のごとき会意ではないだろう。ただし、一+一+一+一のごとき基数概念をもと にした会意である可能性は残される。

 会意であるにせよ、指事が先行してつくり出された一がもとになる。やはり指事が、一から四までの字形の原型となる思考だといえる。

 線の長さの相違は、如何ともしがたい。二では(イ)、四では(カ)のごとく、線の長さの統一されていない字形が存在する。線の長さを変えること で、いか な る効果が得られるかを述べる説もなく、筆者も推論すら浮かばない。意味があるとは思えないが、意味がないとも断言できない。

 一から四の字形では、指事が先行した字形とするのが、筆者の結論である。「象形」ならば、計数道具を介する。「会意」ならば、指事を原型として誕 生した 一 を扱う計算の思考になると考える。




♪第二章 五から九の起源

1 序論

 系統Aとは異なり、本系統では字形に一貫した規則性が見られない。中国では十進法が採用されるが、数字の字形を見る限り、五で一区切りつくため、 五進法 の 要素もある。しかし五進法とはいえ、不規則な形である。下のごとく規則的であれば、起源の解明は困難ではないが、不規則なので困難を極める。

字 形
× × 一 × 二 × 三 × 亖











 視覚的観点からの検討だけで議論するのは無謀であろう。造字の段階ですでに存在した音声が影響する可能性を考えたい。字形以外に、音声がもつイ メージに も 注目しながら、考察を進める。本系統に属する五文字において、一貫した説は次の三説である。

①影山説:偶数と奇数に分ける。六と八は、両手の指の象形。五、七、九では、五が手の象形。七と九は、五の古形×の変化形[27]。
②唐漢説:片手で表した、さまざまな手まねの象形[28]。
③藤堂・加納説:数に転用した音声のイメージ[29]。

 上説への私見は以下に記す。

 影山は、偶数の場合、六を表すのに三+三、八を表すのに四+四と、二等分する考えを示す。確かに、偶数と奇数の字形を見比べると、偶数は左右対称 で足が 二 本なため、両手の手まねと考えるのも無理はないだろう。だが酒井は、影山が考える手まね[30]は単なる憶測にすぎないとする。五も「五」と「×」との相対関係が見出せず、こじつけだという[31]。また、片手で 数えたとする[32]ため、両手を用いて、右手・左手と交互に指を伸ばして数 えたとは考えにくい。完全には否定しえないが、筆者は酒井説に賛同する。

 唐漢は手まねを数に対応させるが、手まねによる数の表し方には、ほかに二説あり[33]、いずれが正しいかを決定しえない。よって、手まねに由来 する可 能 性はあるが、以後の考察の対象にはしない。手まねにもとづく説を挙げるだけにとどめる。

 藤堂・加納は、「言葉(音声)」に着目するため、酒井が考える造字までの経緯[34]に逆らわず、自然であるといえる。

 筆者は、以上の三説の中では藤堂・加納説を有力視し、それぞれの漢数字に対する説も交えて考察を進めたい。


2 五

 藤堂・加納は、数量の五をngagと称したとする。片手の指で数える場合、五番目の小指が折り返しに当たる。→の方向で数え始めたならば、五を境 に←へ と 方向転換する。つまり五は「クロスする」イメージをもち、字形化して×と表したそうだ[35]。交われば「中央」が存在し、五が中央に当たる場面が見られ る。例えば一から九において五は、一から四と、六から九をつなぐ接合部に当たる。また、加法を用いた三×三の魔法陣でも常に中央に配置される[36]。数 量の性質としても、中央(交差点)にあるのだ。造字した人々の数に対する認識が、いかほどかは不明である。しかし、造字した人々が当概念を備えていれば、 「クロス」を意味する可能性は高まるだろう。

 楊は、「交午」の「午」の本字であるとする。午と同音で、仮借されたとみるのだ[37]。藤堂・加納によれば、午もまた交差の意味を含むそうだ。 十二支 で は、前半と後半とが交差するポストに当たる七番目を表す数に当てたそうだ[38]。楊説では、午が五より古くから存在することが条件となるが、いずれが古 いかを断定できないため、如何ともしがたい[39]。だが、陶片文字の五(×)と甲骨文字の午(午)とは違いがある。甲骨文字の五(五のクロス)と午(午)を比べたために、本説のごとき見解を生 じさせるとも考えられる。

 方は、古文の五が、積書の五であると示す[40]。酒井は、中の三本が×に変わり、上下 の線と結合したとする[41]。もともとは積書の五だが、亖との区別のため、中の線を×と変 形させた流れになる。しかし原理として、数量の三が×で表記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め、完全には否定しえないが、 肯定しがたい説である。

 なお、上下の二本線は何を示すかの問題が残るが、李迪著『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巻』により解決される。甲骨以前の陶片文字では、五は×である そうだ。 五(×)と七(+)との混同を避けるために、五の上下に線を加えたという[42]。

 字形からも、音声をもとにした「クロス」のイメージといえそうだ。前述のごとく、数量の性質を考えるよりは、指をもとにする藤堂・加納説が有力だ ろう。 本 説が示す五の意図は、陶片文字の字形である×と一致するため、肯定に値する。積書の五が指の象形であるならば、亖との区別を容易にするため、指の本数と五 のポストに注目した結果、五のクロスの字形になったと筆者は考える。


3 六

 藤堂・加納は、定説はないが、数えるときの手と音声の結合だとする。五まで指を折り、親指を立てるのが六である。その姿は盛り上がった形となり、 陸や隆 と 同語源のliokで、数の六に命名した。高く盛り上がるイメージだけを用いたとみる[43]。しかし本説は、五まで指を折り、六のときに親指を立てる数え 方が前提となる。六は、一の位において次のごとく位置づけられる。手の指で五まで数えた場合は、片手で一通り数え終えて、折り返しの一に当たる。仮に両手 で数えたとしても、やはり第二の一に当たる。いずれにせよ新たに一本指を出す、つまり「盛り上がる」ため、陸(盛り上がるイメージ)につながるだろう。

 異見では、丁が、「入」を借りて「六」としたとする[44]。于は、六が六のもともとの字形で、入との混同を避 けるために六六などの字形に変えたとする[45]。対して張は、甲骨文字に おいて、「六」は 「入」と同様に「六」の形で刻まれたとする。だが、混同することはないという[46]。以上三説 は、いずれも入と六を関連づける説だが、入は数量の六を想起させるのか。当疑 問に対する説はない。「字形が似るため」だけでは、こじつけにすぎないだろう。仮に指で数えるならばどうであろうか。五ですべての指を伸ばし終え、六は親 指を曲げる数え方に従うとする。当条件下では、伸ばす動作を終え、曲げる最初の数となり指を中に入れる、すなわち「入」を想起させるだろう。

 字形が五で一区切りつく漢数字では、六が第二の一になることは確かである。五本の指を備える片手も同様に想起させるだろう。つまり六は、新たに 「再興す る」ポストにある数量で、盛り上がるイメージをもち、六のごとき字形になったと筆者は結論づけ る。


4 七

 藤堂・加納は、縦棒を横棒で切るさまの象徴とみる。七は、一と七でしか割り切れず、ほかの数で割ると端数が出るため、切や節と同語源の言葉で ts’iet と呼んだ。切って半端なものが出る図案であるそうだ[47]。本説では、造字の時期に除法の観念が存在したか否かの問題が生じる。酒井は、指で計算・表現 した時代に、乗法や等分の概念が存在したかは疑わしい[48]とする。造字した人々の計算能力が、いかほどかを論述する説もなく、解決できない問題であ る。だが、「等分」ならば可能ではなかろうか。人間は手を二つ備え、互いに同数揃えれば済むからだ。七は等分できない奇数で素数でもある。しかし、奇数の 五は指を想起させるが、七はとりわけ何も想起させない。藤堂・加納説の「半端なものが残る」イメージである。

 林は、古くは七としたとする。「切」の古文であるそうだ[49]。切と七には、いかなる関係 があるのか。やはり数量と結びつける必要がある。「切り傷の形」であるため、 七を半端なものが残るイメージとする藤堂・加納説に帰着するだろう。

 七が素数であり、割りきれない性質が、切って残りが出るイメージにつながったと筆者は考える。やはり「切」とも関係がある。


5 八

 藤堂・加納は、八→四→二→一と次々に等分される(分かれる)性質から、左右両側に背いて分かれるさまを象徴化した図形であるとする。また、別や 半と同 語 源のpuatと呼び、別れるイメージのある視覚記号で表記した[50]。前節で挙げた等分の思考に従えば、八は次々と等分できる数で、別れるイメージにつ ながる。

 高鴻縉は、八の本義を「分ける」だとする。別れる象形を借りた指事文字だそうだ[51]。張は、別れるさまが、形のない抽象的観念であることか ら、指事 か 象形と見なす。起源は具体的なものに関係し、両腕を伸ばした形や、親指と人差し指を離して伸ばした形だと考える[52]。馬は、八が臂の最初の字形だとす る。八と臂は同音だ。体の両脇にある臂(腕)を、分別を表す最初の文字としたため、分別の最初の文字でもあるそうだ[53]。以上三説においては、指事な のか象形なのかの問題が残るが、図1の経路と同様の図式で解決される。想像した「別れる」イメージに始まり、体の両脇にある腕を介するか否かに関わらず、 字形化される流れである。数量の性質も、八→四→二→一と「別れる・半分になる」イメージに合致する。

 次の考えはどうだろうか。クロス(×)が存在するため、組み合わせた二本線の先が四つ生じる。当時、四方向の概念が存在したかもしれない。線を複 数交え る 考えから、八方角の概念まで発達していた可能性もあるだろう。造字した人々に「周囲」の意識があるならば、八が周囲に「散り散りに別れる」イメージの象徴 化だとし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だろう。

 いずれにせよ、「別れる」イメージの象徴記号であると筆者は考える。


6 九

 藤堂・加納は、肘を曲げた図形とするが、肘の意はないそうだ。「六」と同様に、抽象的な数を具現化する手法である。九は一の位で最後の数である。 究や尻 と 同語源のkiogと命名した。九は肘を曲げる姿だが、まっすぐ行かないで曲がる、あるいは終局を暗示させるという[54]。

 林は、屈曲が本来の意味で、借りて数名の九としたという[55]。丁は、もともと肘の字で、腕の節を象ったとする[56]。馬は、肘の最初の文字 で、象 形 か指事だとする[57]。やはり、図1の経路と同様の図式で解決される。一の位では最後の数であり、これ以上は進めない窮まりのポストにある。終局のイ メージがあり、肘を介するか否かに関わらず、字形化される流れである。

 ところで、曲げる対象を肘だとするのはなぜか。李孝定は丁の説を紹介する。丁は、「肘」は昔、「肍」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そうだ。 九の前半部又は「又」と同じで、中の線を曲げてできた 屈曲部が、肘の場所を示すとみる。 「九」と「又」は字形が近く、「又」と「寸」は通じる。肘の象形を借りて数名の 九に当てたという[58]。肘を借りて、九に当てた理由は論じられていない。しかし藤堂・加納が示すごとく、九が一の位の終局、すなわち「折れ曲がる」ポ ストにあるためであるといえよう。

 高田は、十の横線を変化させて九をつくったとする[59]。しかし孫は、大きな数から小さな数ができたと考えるのは、道理に合わないとする [60]。 よっ て十の字形が先にあり、後に変形を加えて九をつくったとは考えにくい。

 やはり十進法の中国数字において、九は一の位で終局のポストにある。先に進めない窮まりとして、曲がりくねった字形と考える。


7 小結

 本系統では、筆画の少なさが目立つ[61]。単に、意味を持たせずに、少ない筆画の字形をつくり、数とした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原始時代の人々 が約束 事 とし、おぼえさえすれば何の問題もないからだ。指を用いる場合も同様である。だが当条件下であれば、アルファベットのLやT、Vのごとく、より甲骨に刻み やすい字形としただろう。九のごとき刻みにくいと思われる曲線、さらにそれぞれが特徴的な字形であるために、何らかの意味があるとするのが妥当だ。

 「少ない筆画」を前提として、音声のもつイメージから数量に転用したと筆者は考える。音声のイメージと数の占めるポストは、それぞれ切り離すこと ができ ず、両者を満たすことが条件となる。なお、一から四の字形と比較すると、手を使用する印象は下がる。しかし、完全には脱却していない。




♪第三章 十から萬の起源

1 序論

 底概念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た、位を表す漢数字である。

 十では、第一章の2で残した、点ではなく線で表記される理由や、縦横の問題と合わせて考えたい。百、千、萬では、横の一本線の有無、さらに線があ る場合 に 何を意味するかが問題となる。『甲骨文編』に記載がある百、千、萬の字形[62]と、線の有無に分けたときの個数を下図に載せた。


  百の字形(計27個)

  (ク) 百(甲三〇一七反):24

  (ケ) 百(前六・四二・八):3

  千の字形(計16個)

  (コ) 千(甲二九〇七):16

  萬の字形(計19個)

  (サ) 萬(明蔵一九〇):1

  (シ) 萬(前三・三〇・五):18

  図5 『甲骨文編』の百・千・萬の字形(算用数字は文字数)


 百ではほとんどに、千ではすべてに「―」が付されている。逆に、萬では付さないのが通例となる。横線に対しては、一の意味とする説がほとんどであ る。甲 骨 文字では、十一以上において合字が用いられるため、理に適う説といえる。萬には大方横線が付されないが、張によれば、数を表す萬には横線が付され、人名や 地名を表す萬には付されないという。また前者は使用例が少なく、後者は多いそうだ[63]。さらに、二百であれば二百のごとく「二」が付されることから、「―」は一を表すといえる。


2 十

 十は特別な位置を占める。九は一の位では終局の数だが、十は両手の指の本数であり、両手の指で数える場合、やはり極みの数になる。ただし十進法で は、一 か ら九をまとめた新しい位を表す数である。つまり、終わりであるばかりか、底の始まりでもあるポストである。十の起源は、以下の二方面から考える。

(ⅰ)一との方向性に関係する

 影山は、十は最後の数であるから、最初の数の『一』に対して単に方向をかえて|として十をあらわしたとする[64]。また同書の200頁、百の項 目で 「十 進法で行けば十位においては一(ママ、十)がはじめ」とあり、一と十を関連させる。十は十進法における一としてよい。そこで、一との混同を避けるため方向 を変えたという。于も同じ見解である。一との混同を避けるため、縦書きとしたそうだ[65]。

 馬は、手で数えたときの指の曲げ伸ばしによるとする。一は曲げた指なので横、十は伸ばした指なので、縦とする[66]。はじめから方向性を意図し て造字 し たのではなく、指による数え方の相違に由来するという。結果的には方向性の問題といえるため、(ⅰ)に属するとしよう。

(ⅱ)一との方向性と関係ない

 酒井は「合掌された手の形の象形として、『|』という字形が用いられ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67]とする。張も、両掌を縦に合わせたときの象形 が、数字 の 十であるとする。また、両掌の指の本数は十であることに注目している[68]。

 藤堂・加納は「十進法では十は新しい位になる」、また「『十』は甲骨文字では縦の一線で示される。横の一線の『一』と対称的である」[69]とす る。し か し、方向性とは関連づけず、拾(合わせ集める)と同語源で、一から九を合わせまとめたイメージとする[70]。

 以上の三説は、次のごとく順序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ず、合わせ集めるイメージがある。そして、当イメージにもとづくか否かに関わらず、個体数の 十に由 来 する対象である両掌の指を選び、合掌を象る「|」にしたと筆者は考える。

 さて、「―」や「|」のごとく、点ではなく線の問題と、縦横の問題を考えたい。両者のうち少なくとも一方に点を用いるならば、以下の表記法が考え られる だ ろう。

①「・」を一、「・」を十とする。
②「・」を一、「|」を十とする。あるいは逆。
③「・」を一、「―」を十とする。あるいは逆。

 ①であれば字形が同じうえに、ともに数字であり、用法の判別がつけられない。よって文字としては役立たないため、使用しえない。②と③は、一と十 の一方 を 点、他方を線とする。ともに区別できるため不都合はないだろう。また陶片文字では、五(×)と七(+)が混同しやすいと、前章の2で論じたごとく、一 (―)と十(|)もまた混同しやすい。よって一方が点、他方が線とした方が混同せず都合がよい。しかし、実際の字形が「―」「|」のごとく点ではない以 上、偶然ではなく意図的に点の使用を避けたと考えられる。

 前述したが、酒井は点には「点」の意味があるとする。だが、「・」に「一」の意味をもたせるとしても、前者は名詞、後者は数詞であり用法は異な る。よっ て 甲骨文字では、文脈から判断でき、不都合はない。陶片文字においても、点を「点」の意味としては用いないだろう。点を用いて不都合が生じるならば、やはり 影山が危惧する点の存在感の欠如によると筆者は考える。

 ところで、縦横が定まり、文脈から判断しえる甲骨文字ならば問題ないが、数字のみが点在する陶片文字では、縦横の区別は可能なのか。不可能なら ば、使用 し えない。しかし、李迪によれば、中国の新石器時代末期の二十は二十、三十は三十のごとく記されるそうだ[71]。二、 三との混同は避けられる。あとは、一と 十の区別の問題になるが、当問題を解決する術はなく、「―」と「|」の混同は 避けられない。

 筆者は第一章の2で、点であっても不都合はないとした。しかし、十と合わせて検討してはじめて、縦横の変化のみで一と十の両方を表せるため、線の 方が便 利 だといえる。方向性の要素は、陶片文字では混同の原因となるが、甲骨文字では有効に生かせるといえる。


3 百

 百以上では、二字の合字とする説が多い。

 藤堂・加納は、一と白との合字とする。白はどんぐりの象形文字で、多数の象徴として利用したという[72]。筆者の感覚によるが、百もの個体を目 の前に す れば「たくさん」と感じるだろう。

 影山は、一と自との合字だという。十進法では、百位において百が第一に相当する。始めの意をもつ自と一との組み合わせとする。白は自の省略形であ るとい う[73]。百位において百が第一に当たるのは確かであるが、十位では十が第一となりうるはずだ。千位と萬位でも同様にいえる。よって、自であるとはいえ な い。

 酒井は、一が手の指の象形だとするならば、ずんぐりした形状の爪であろうと考える。人間の体に十個存在することから、「足の指の象形であり、計数 の手段 と して『百』に流用されたもの」[74]とする。指で数えた事実もあるため、本説のごとく手の次に、足を考えるのも自然だろう。足の指により数えたか否かは 不明だが、十本指の点では共通する。

 ほかにも、以下の四説がある。しかし、いずれも根拠が記されていない。

 張は、起源が鼻の形にあるとする[75]。「鼻」は『説文解字注』、137頁に、「従自畀」とあるごとく、自と畀を合わせた形である。筆者は、百 の起源 が 自 ではないとするため、自に従う鼻も関係しないと考える。また数量の百を、鼻に当てる必要性も見いだせない。

 陳は、お金として使われた貝の形だとする[76]。唐桂馨は、銭袋の形に似ているとみる[77]。両説とも、お金に関係があるとするが、なぜ数量 の百に 当 てられたのだろうか。貝の形、銭袋のいずれにも似た形で、身近な存在だろうが、数量の百との関連性が考えられない。

 林は、白の異形で、中の膜は薄い膜の象形だとする[78]。白にもとづくとしても、「薄い膜」とは何を 意味するのだろうか。甚だ理解に苦しむ。

 手の指を用いて数えるとしよう。例えば、右手で十まで数え終えたら、左手の指を一本伸ばし、十を表す。両手で九十九まで数えられるだろう。しか し、底の 概 念を用いても、手の指では百を表すことができない。多数であり、手の指の次に当たる計数道具は、足の指となるだろう。ゆえに筆者は、藤堂・加納説、さらに 酒井説が信頼できるとみる。


4 千

 藤堂・加納は、人と一の合字で、一千を表すとする。殷代では千人単位の軍隊などの集合を数える単位だろうか。古音のts’enは進と同語源で、次 へ次へ と 進む大きな数を意味するという[79]。百を多数とするため、百以上も多数であ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百→千→萬の流れを見ると、千は百と萬の間を占める 「次へと進む」数位として相応しい。

 影山は、古形が千であることから、人と十との合字とする。人は声符。千は十の百倍で大数だか ら、百が一と白との合字であるのに対し、とくに十の字を組み合わせたという[80]。やはり合字にもとづくが、人と一ではなく、人と十の合字だという。千 を千位における第一とする考えではない。前述のごとく、「―」は一の意味で あるため、理に適わない。また、筆者の扱う資料には、古形の千が見つからず、影山も参考にした資料名を記していない。影山 が短線を誤って 「・」と判断した、あるいは金文の十の字形である十[81]と混同した可能性もあるだろう。いずれにせよ、本説 は信憑性がない。

 以上の説以外にも、多少理由は異なるが「人」や「身」と関連づける説ばかりである。酒井は、「人間の象形であり、計算の手段として『千』に流用さ れたも の」[82]とする。人間の象形を数量の千に当てた理由は記されていない。唐漢は、人間の太腿の部分に短い一本線を施した形で、短線は大数としての強調の 意味だとする[83]。しかし合字の点から考えると、本章の1で結論づけたごとく、例えば三千が三千のごとく書くため、強調ではなく一の意 味であるはずだ。

 また、藤堂・加納説のごとく、音にも注目する説がある。林は、千と身の古音が近いと見て、身の省略形とする[84]。戴は、千にはもともと音がな く、人 と 千が同音であるため、人を借りて千にしたとする[85]。

 藤堂・加納説では、多数を意味する百・千・萬において、千は確かに次ぎにつなげるポストにある。字形から見ても、人に一を加えたといえる。林や戴 の、千 は 人や身と音が近いとする説も字形に反しない。人が千に当てられた点に対しては、多数にもとづくとする藤堂・加納説と、一→十→百→千の流れで一貫させる酒 井説がある。具体的には、本章の6で取り上げたい。


5 萬

 字形の特徴を見ると、十三文字の中で最も複雑である。影山は、一種の虫の象形とする[86]。

 他説はいずれもサソリに由来するとみる。酒井は、サソリの象形とする。サソリを次の生態面の二特性から、多数と結びつける。卵胎性で卵が孵化する と多く の 子を背負って歩く、あるいはぞろぞろと集まる群生する性質だ[87]。藤堂・加納は、サソリが多くの子を産むことから、多数の象徴とした。百をどんぐりに 由来するとしたのと似た考えだ。古代ではmiuanと発音し、綿や蔓と同語源で、長く続く数を意味するという[88]。

 サソリの生態としては、酒井が提示する二特性のほか、毒性の強さも挙げられる。唐漢は、サソリが群れをなしたときの個体数の多さに加え、毒性が人 々の意 識 に大いなる恐怖心を植えつけたとする[89]。造字がなされた時代に、いかなる生物が存在したかは不明である。サソリと同様の特性をもつクモはどうか。特 性が同じであれば、クモを萬の字形としてもよいのではないか。しかし、クモではなく、サソリが萬として用いられた理由に対する説がないため、解明しえな い。ただし、以上の特性から、サソリが造字した人々に、恐怖心などの何らかの影響を与える存在であったといえる。クモを萬に当ててもよいが、字形からクモ ではなくサソリであると判断できるため、サソリの象形であるとする。


6 小結

 本章の4で示した、藤堂・加納説と酒井説を具体的に挙げよう。

 前者は、百以上を「多数」の象徴とする。多数存在する対象を、多数の数位に当てるとするエジプト数字[90]と同じ結論に至る。人間の体が備える 十個体 を 超える数になると、多数をもつ対象を求めるだろう。それぞれの位に何を当てるかは、数量の程度問題に委ねられる。また、後世に編まれた中国最古の詩集であ る『詩経』の例を見てみる。本書に記載のある漢数字を、意味も合わせて統計した。やはり百以上では、「多数」の形容としてしか用いられていない[91]。

 後者は、指(一)→合わせた掌(十)→足・足の指(百)→人の体全体(千)の流れで発展させることになる。原始時代の人々が、指で数えた事実を考 えれ ば、 数の原点である一を指にもとづくと考えるのは、理に適っている。足の指一本が百を示し、手足の指からで表しきれなくなると、体全体とする流れである。それ ぞれの数に対応する対象を求めていく考えである。

 いずれも信頼できる見解である。しかし筆者は一つの疑問を抱いた。多数にせよ、人間の体の一部にせよ、人間の体毛、とくに頭髪は注目されないのだ ろう か。 頭髪だけでも千位に達するほどの多さである。多数の対象としては充分である。だが、字形化すると「|」や「毛」 などが予測され、十や三十と混同しやすい。また、頭髪の象形を数位として用 いれば、千の場合「+」となり、七(+)との混同を避けられないため、利便性 に欠ける。

 ほかの文字と混同する以上、文字としては機能を果たさない。ゆえに採用されなかったのだろう。

 本系統、とくに百以上においては、指にもとづくとする説が、より少なくなる。やはり、多数にもとづく考えや、手の指を出発点として数位となる対象 をほか に 求める考えにより、造字されたと筆者は結論づける。




♪結論

 甲骨文字に刻まれた字形から、一から萬の起源を考察した。例外があるものの、十三文字において類似点や関連性が見られる。萬には該当しないが、基 本的に は 画数が一から四画に収まる簡素な字形とする点である。数字は陶片文字にも姿を見せ、使用頻度の高さがうかがえる。それゆえ、繁雑な文字は利便性に欠けると して、数字には用いられないと考えられる。五から積書を避ける点は、一瞥での認識に差し障る要因もあるが、繁雑化を避ける意図もあり、裏付けとなる。画数 の多い萬は、数字としての使用頻度がきわめて低いため不都合が生じないといえよう。

 さて、一から萬の起源をまとめたい。数字の原点たる一が、重要な問題となる。「|」で記される十との関係もあり、字形としては、ほかの文字との混 同を避け る必要がある。筆者は、陶片文字における一と十の区別の問題を解決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甲骨文字では、上下が定まるため、それぞれの漢数字がいかなる文字 であるか、迷うことはなくなった。

 一から四までは、すべて積書表記される。指や算籌の象形を介するか否かに関わらず、また会意であるとしても、いずれも指事がもとになるといえる。 筆者 は、 線の配置や長短に意味があると考えたが、規則性を見いだせず、会意とは考えがたいとする。ただし積書であるため、一の累積、つまり一+一+一+一のごとき 会意である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

 五から九までにおいても、簡素な字形が前提となる。さらに数量の占めるポストや、発音のもつイメージも字形の構成要素となる。

 十は字形から察するに、底概念によりうまれる、最初の位を表す数であるため、一を単に縦にしただけと考えてよい。百、千、萬は、注目されなかった 体毛を 除けば、人間が体に備えうる個体数をはるかに超越する数量である。よって多数のイメージをもつ字形に、一として単線を付した形であるといえる。

 本稿では、指による数え方や、原始時代の人々の数に対する正確な認識能力を解明しえなかった。つまり五以上において、字形が指による数え方に由来 する可 能 性は否定できない。当問題を解決したうえでの考察が、今後の課題となる。また、甲骨文字以後の金文や篆文、隷書などの字形を扱わないため、字形の変遷を踏 まえたうえでの考察も、起源を解明する手掛かりとなりうるだろう。




♪注

[1]中国最古の文字は甲骨文字とされていた。だが、2005年10月07日に更新されたhttp: //headlines.yahoo.co.jp./hl?a=20051006-00000414-yom-sociの記事は以下のごとく伝える。新華 社通信は2005年10月5日、殷代の甲骨文字より数千年前の絵文字が多数発見されたと報告する。上海古籍出版社の古文字専門家、劉景雲の鑑定の結果、 「文字史書き換えの可能性あり」との結論に至る。しかし現時点では、ほとんどが未解読だという。よって、酒井洋著『古代中国人の「数観念」:甲骨文字の科 学的考察を中心として』、141頁に記されるごとく、「中国文字の原始形を求め、その構成の理論的解析を試みるに当たっては、甲骨文字を対象として行って ほぼ誤りない」として考察を進めたい。

[2]加藤道理『(漢字・漢文ブックス)字源物語―漢字が語る人間の文化』、8-9頁には、以下のごとく記されている。「漢字の成り立ちを解説した 字書と して、現在私たちが見ることのできる最古の字書は、後漢時代(A.D.25~220)の学者許慎の著した『説文解字』(略して『説文』ともいう)であ る。…許慎は当然のことではあるが甲骨文字は見ておらず、篆文を中心に解説しているので、時に誤った説明もないではないが、漢字の成り立ちを考える上で は、『説文』を見ずに物を言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だが、許慎の説は思想性が強く、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釈林』、96-97頁に「説文所釈一字、具有神秘 性、並非造字本義。六書次序以指事象形為首、但原始指事字一与二三四積書之出現、自当先于象形字、以其簡便易為也。此類積書字、本無任何神秘性之可言」と ある。また『古文字詁林』10冊、885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釈第十四』)は、六の字を解説するに当たり、「説文。『六。易之数。陰変於六。正於八。従 入。従八。』六字先成。易経晩出。許説之誣至顕」とする。易は六の造字より後にできたため、許慎の説が偽りであるとするのだ。甲骨文字には関係がないとい える。よって『説文』および『説文』絡みの説、さらに陰陽五行や易にもとづく説は、原則として扱わない。

[3]『甲骨文編』に記載のある甲骨文字の字形より判断する。一の位に属し、基本的に横線のみで表記される数字(系統A)。一の位に属し、基本的に 積書を 避けて表記される数字(系統B)。十の位以上の位を表す単位となる数字(系統C)。

[4]ジョルジュ・イフラー『数字の歴史:人類は数をどのようにかぞえてきたか』、2-35頁。

[5]ドゥニ・ゲージ『数の歴史』、19-37頁。前掲文献[4]、110-115頁。

[6]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15頁に、「数生於手。古文一二三四字作一二三亖、此手指之象形也」とある。唐漢『唐漢解字』、2頁も同様に説明 する。

[7]前掲文献[4]、28頁。

[8]前掲文献[4]、96頁。

[9]高亨『文字形義学概論』、221頁に、「按一、数也、象算籌一枚横布之形。出古文経、当是晩周所造」とある。

[10]影山修『漢字起源の研究』、51頁。『古文字詁林』1冊、7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釈第一』)も同様に説明する。

[11]前掲文献[4]、28頁。

[12]酒井洋『古代中国人の「数観念」:甲骨文字の科学的考察を中心として』、239-240頁。また前掲文献[10]、60頁も同様に説明す る。

[13]前掲文献[10]、59頁は「三の字の古い形のものには三のごとくなっているものもあるが、これは 筆書にあたっての習慣上のものと見てさしつかえはなかろう」とする。唯一、古い字形を挙げて述べた説だ。だが、本 書には根拠が記されておらず、肯定しがたい。また同書、440頁は、漢数字は「すべて『象形』か『指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する。ただし著者は、文字 における線の細かい配置には注目していない。よって筆者は、線の配置の考察を行わずに本説を肯定できない。線の配置に、意味がある可能性を汲んで論述した い。

[14]第一章で扱う字形は『甲骨文編』の515頁(二)、14頁(三)、538頁(四)より転載する。しかし、図3(ウ)は前掲文献[10]より 転載す る。

[15]前掲文献[10]、51-52頁。

[16]前掲文献[12]、208頁。

[17]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会『古文字詁林』1冊、2頁(孫詒譲『名原巻上』)は、「形学之始、由微点引而成線、故古文自一至亖、咸以積書成形」と する。

[18]前掲文献[6]、115頁に「手指何以横書?曰、請以手作数、於無心之間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為一、…。一二三四均倒指、故横書也」とあ る。

[19]前掲文献[14]、540頁。

[20]前掲文献[4]、31頁は、数の要素である基数と序数を、以下のごとく定義する。基数とは、「初めに単位一を表すものとして原基となる象徴 記号を きめて、その単位を問題とする数と同じだけそれを繰り返す」ことである。対する序数とは、「一から始まる相次ぐ整数に、互いに何の関係もない別個の象徴記 号を与える」こととする。人差し指から小指へと順番に指を出す行為は、本来、一(人差し指)、一+一(中指)、一+一+一(薬指)、一+一+一+一(小 指)の考えであり、基数の概念に従う。

[21]前掲文献[10]、56頁。

[22]藤堂明保・加納喜光『学研現代標準漢和辞典』、893頁は、字形の美化が重視されるのは篆文からで、甲骨・金文は関係ないとする。よって、 美化を 目的とした線分の長短の調節は、甲骨文字にはないことになる。

[23]前掲文献[10]、58頁。字形化すれば、図3(ウ)になるだろう。しかし影山は、字形を「三の字の古い形」とするばかりで、もとにした資 料名を 記載しない。

[24]前掲文献[4]、12頁。イフラー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アランダ部族民が数名称として二語しか知らなかった例を取り上げる。彼らの言語で は、一を 表すnintaと、対を表すtaraにもとづくという。三はtara-mi-ninta(二と一)、四はtara-ma-tara(二と二)と言ったそう だ。なお数名称は四で止まり、四より上の数は「たくさん」を意味する言葉を用いたという。マレー諸島の一部の原住民たち、トレス海峡の西部に住む部族も同 様の手法を採用するそうだ。本頁には、当方式を用いる計八種の民族が紹介されている。

[25]前掲文献[4]、31頁は、基数と序数のいずれかの原則をもとにして、人類はたくさんの数を表せる方法を発見したとする。

[26]前掲文献[17]、10冊、853頁(高田忠周『古籀篇十九』)に「亖即合二二為形也」とある。

[27]前掲文献[10]、60-67頁。

[28]唐漢『唐漢解字』、6-10頁。

[29]前掲文献[22]、30頁(五)、80頁(六)、5頁(七)、78頁(八)、23頁(九)。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辞典』(第九版)は1967 年、前 掲文献[22]は2001年出版である。前者は六の記述を載せず、また両者の説には表現上で若干の相違があるため、その場合はより新しい後者の見解に従 う。

[30]前掲文献[10]は、六(64頁、第五図)と八(66頁、第八図)の手まねを載せる。

(六)手六 (八)手八

[31]前掲文献[12]、212-215頁。

[32]前掲文献[12]、154頁は、「中国文学(ママ、字)においては、五までで、とにかく一区切りが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あるから、これが果たし て左右 どちらの手を象っているのか」と、片手で数えたことを前提に、利き手の問題の議論を進めている。「たとえば利き手に武器をもっているとすると、数表現は利 き手でない方の手になる」ため、片手で数えることになる。

[33]張秉権と郭沫若も手まねを数に当てたとするが、五から九のすべてにおいては統一されていない。

[34]前掲文献[12]、436頁は、文字発生の経路が、「言葉(音声)→身振りや手振り→烽火→結縄→文字」の流れであるとする。

[35]前掲文献[22]、30頁。

[36]李迪『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巻』、43頁が記載する三種の魔法陣。計算がなされるため造字には関係ないが、数量として、五が中央に位置 する点 を明らかにする資料である。

魔方陣

[37]前掲文献[17]、10冊、879頁(楊樹達『文字形義学』)は、「×為交午之午之本字、今作交午者、午×同音假借也」とする。

[38]前掲文献、30頁。

[39]甲骨以前には、陶片文字がある。前掲文献[12]、114頁は、「陶片文字は、要するに数字だけしか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だからといって、当 時は 『数字しか考案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と断定することは早計であろう。しかし、反対に、そのような古い時代に既に数字が使用され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は、素直に認 めなければなるまい」とする。結局、数字の存在は甲骨以前に見られるが、午が五より後に造字されたともいえない。因みに前掲文献[36]、30頁によれ ば、陶片文字の五は×である。

[40]前掲文献[17]、10冊、877頁(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釈巻十八』)は、「五(小臣犠尊)古文五」とする。

[41]前掲文献[12]、241頁に似た見解では、前掲文献[17]、10冊、877頁(王襄『古文流変臆説』)が、「亖已為極数、其製五字如為 横製五 書、与亖字易混、且不便書、乃以亖之中二書為交叉之形、其上下二書不変、成五為 字」とする。五を積書にすると亖と混同しやすく、書くのに不便であるため、中の二本が×に変形し、上下の線と結合したそうだ。

[42]前掲文献[36]、32頁に「有些数字容易混淆、如『―』与『|』、『二十』与『二』、 『三』与『三十』、『×』与『+』、必須知道它們 『頭』的向才能知道是哪個数字、如果把它們 分別独立放在一個不知上下的地方、只能進行猜想、而無法准確辨識。…『×』的 上、下各加一横画而来、是為『五』、而不与『+』混淆」とある。しかし、陶片文字における一(―)と十(|)の混同を解決する方法は述べられていない。

[43]前掲文献[22]、80頁。

[44]前掲文献[17]、10冊、884頁(丁山『数名古誼: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は、「古皆借入為六而已」とする。同書、885頁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釈第十四』)も同様に説明する。

[45]于省吾『甲骨文字釈林』、98頁は、「六為六之初文。甲骨文六字作六者、乃早期卜辞兆側之紀数字。…其他応用于卜辞之中者、則作六六六六等形。其不作六、以其与入字形同易混」とする。

[46]前掲文献[17]、10冊、885頁(張秉権『甲骨文中所見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期』)は、「在甲骨文中、『六』字有時作 『六』、往往与『入』字没有分別。…尤其在『入』与『六』二字同見於一条卜辞中的 時候絶不相混」とする。

[47]前掲文献[22]、5頁。また藤堂明保『漢字語源研究』、777頁は、「二等分(組み分け)できず、三+三+一のように、不整一な端数を伴 う」と する。

[48]前掲文献[12]、214・229頁。本説が正しければ、除法も存在しないだろう。算術の加減乗除(四則)において、加法と減法、乗法と除 法が、 それぞれ対応する。方程式の解を求める過程で、右辺と左辺で移項する際に+から-、×から÷(逆も同様)と変換することからも判断できる。

[49]前掲文献[17]、10冊、887頁(林義光『文源巻三』)は、「古作七(七畿氏幣)。実即切之古文」とする。同 書、888頁(丁山『数名古誼: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も、「+本象当中切断形、自借為七数専名」と、七 を切ったときの形とみる。借りて七の数名としたとする。

[50]前掲文献[22]、78頁。

[51]前掲文献[17]、1冊、622頁(高鴻縉『中国字例三篇』)は、「八之本意為分。取假象分背之形。指事字」とする。同書、623頁(徐中 舒『甲 骨文字典巻二』)も、「甲骨文乃以二書相背、分向張開、以表示分別之義。卜辞中借用為紀数之詞」とする。二画を分けて両側に開く形で「分別」の意味を表示 し、借りて数名にしたという。

[52]前掲文献[17]、1冊、623頁(張秉権『甲骨文中所見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は、「分別相背祇是一種抽象的意念、 無形可 象。因此、這個字只能算是指事或象意字。…那末這個字的起源、当与具体物象有関、它可能是象両臂斜伸之形、或者是象分伸拇指与食指之形」とする。

[53]前掲文献[17]、1冊、622頁(馬叙倫『説文解字六書疎証巻三』)は、「八為臂之初文。…臂八音同封紐。尤其明証。以臂分布於身之両 旁。故未 造分別字時。即借為分別之字。故亦為分別之初文」とする。

[54]前掲文献[22]、158頁。

[55]前掲文献[17]、10冊、894頁(林義光『文源巻三』)は、「本義当為曲。九借用為数名。故屈曲之義別以他字為之」とする。

[56]前掲文献[17]、10冊、895頁(丁山『数名古誼: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は、「九本肘字、象臂節形、旧作謂即丩字、非是、臂 節可屈 可伸、放有糾屈意」とする。同書、895頁(明義士『柏根氏旧蔵甲骨文字考釈』)は、「象手及臂節形、即肘之本字、假為数名」とする。手や腕の節の形で、 肘の本来の字で、借りて数名の九としたのだという。

[57]前掲文献[17]、10冊、895頁(馬叙倫『説文解字六書疎証巻二十六』)は、「肘之初文。従又象形。指事也」とする。

[58]前掲文献[17]、10冊、895-896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釈第十四』)は、「契文大抵作九。間亦作九。前半与又(又)同。延長中書(象臂形)而屈曲之以示肘之所在。丁氏後説是也。既叚肘之 象形字以為数名之九。遂不得不另製形声之肘以代之。肘字古蓋作肍。以九与又近 又与寸通」とする。

[59]前掲文献[17]、10冊、894-895頁(高田忠周『古籀篇六』)は、「抑始先有一字。合一一為二。合一二為三。合二二為亖。又変一為 十。変 十為×。変×為八。而後六従八入。又屈十為九為七」とする。

[60]前掲文献[17]、10冊、883頁(孫詒譲『名原巻二』)は、『説文』の「六」の説を挙げて、次のごとく説明する。同書、同頁(許慎『説 文』) は、「従入。従八」とし、八が六より先に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る。しかし、孫は「且依許説、則制字時当先有八字、而後合入以成六、於理亦有難通」と、先に八が あり、後に入と八を合わせて六とするのは、道理に合わないとする。

[61]前掲文献[45]、97頁は、「積至四書已覚其繁。勢不得不化繁為簡、于是五字以×為之」とする。字画の複雑化を避けるために、積書を用い ないと いう。確かに、五から九の字形は、それぞれ二から四本の直線ないし曲線で構成されている。書くときの手間は省かれているといえる。

[62]前掲文献[14]、165頁(百)、95頁(千)、544頁(萬)。

[63]前掲文献[17]、10冊、912頁(張秉権『甲骨文中所見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十六本三分』)は、「数名的『萬』字、雖不多見、但 人地名 的『萬』字例子卻不算太少。二者的分別、即在字形中有無表示数目的那一横書。換句話説、紀数的『萬』字、在字体的下半部加了一横;而人地名的『萬』字、則 没有那一横」とする。

[64]前掲文献[10]、68頁。

[65]前掲文献[45]、100頁に「数至十復反為一、但既已進位、恐其与一混、故直書之。是十与一之初形、只是縦横之別、但由此可見初民以十進 位、至 為明顕」とある。前掲文献[17]、2冊、694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巻三』)も「|為古代之算籌、竪直一籌表示数量十、以与横直之算籌一区別」とす る。一と十を表すときの、算籌の使用法の違いによるという。

[66]前掲文献[17]、2冊、692頁(馬叙倫『説文解字六書疎証巻五』)は、「原始以屈指記数。譣之小児。往往数至六。則易以他手。及至十 一。則復 申其一手之拇指。是|之為字。猶一之象手指形。惟一為屈指。故横之。見一字下。|為申指。故竪之」とする。

[67]前掲文献[12]、247頁。

[68]前掲文献[17]、2冊、694頁(張秉権『甲骨文中所見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も「我認為一掌的象形、可能為五、 而不是 十、『十』字所象的、可能是併指而合竪二掌之形、二掌的手指数目為十、合掌竪立」とする。

[69]前掲文献[22]、115頁。

[70]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辞典』、797頁は「指十本または算木十本が一つにまとまった単位」とする。しかし前掲文献[12]、235頁による と、算籌 十本をひとまとめにすることに意味はないそうだ。

[71]前掲文献[36]、34-35頁には、中国の新石器時代末期の数字系列表が載せられている。本表には、五十までの表記法がある。

[72]前掲文献[22]、541頁。前掲文献[17]、4冊、43頁(馬叙倫『説文解字六書疎証巻七』)も、「百乃一白之合文耳。今以為数名」 と、同じ 見解である。

[73]前掲文献[10]、200頁。

[74]前掲文献[12]、250頁。

[75]前掲文献[17]、4冊、43頁(張秉権『甲骨文中所見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本第三分』)は、「『百』字所従的『白』(即 自)、既為 鼻的象形字、那末『百』字的起源、当象以指指鼻之形」とする。

[76]前掲文献[17]、4冊、42頁(陳邦福『殷契瑣言』)は、「卜辞百百百象系貨貝形、貝膜象貝幕格子界、或従一為一百合文、略言 之即為百也。一百示百、与它辞一千表 千、正為同例」とする。

[77]前掲文献[17]、4冊、43頁(唐桂馨『説文識小録:古学叢刊第四期』)は、「似是銭袋之形。古人約以十十之数成。則以一袋盛之。故定名 為百」 とする。

[78]前掲文献[17]、4冊、42頁(林義光『文源巻三』)は、「当為白之或体。膜膜皆象薄膜虚起形」とする。

[79]前掲文献[22]、117頁。

[80]前掲文献[10]、216頁。

[81]前掲文献[45]、100頁は、「甲骨文十字作|、周代金文作十十十十等形」とする。

[82]前掲文献[12]、250頁。

[83]前掲文献[28]、13頁に、「甲骨文的『千』字、乃是在側立人形的腿上加一短画、以小腿上的汗毛来強調『千』之数」とある。

[84]前掲文献[17]、2冊、698頁(林義光『文源巻二』)は、「千身古音近。当即身之省形」とする。

[85]前掲文献[17]、2冊、698頁(戴家祥『釈千:国学論叢第一巻第四号』)は、「然則千字果何義耶。以声類推之。当為千字之假。 本無其字。依声託事字也。人千通假必 同音。始則假人為千」とする。さらに、同書、699頁(于省吾『甲骨文中所見 的数:歴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も、「千字的造字本義係在人字的中部附加一個横画、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於人、而仍因人字以為声(人千重韻)」と する。

[86]前掲文献[10]、216頁。

[87]前掲文献[12]、251頁。

[88]前掲文献[22]、11頁。

[89]前掲文献[28]、15頁に「大概正是由于這種量的群聚、加上質(毒性譲人産生恐倶性誇大)的作用」とある。

[90]大矢真一・片野善一郎『基礎数学選書18:数字と数学記号の歴史』、12頁は、千位以上のエジプト数字の起源を、以下のごとく説明する。

(い)エジプト千 (ろ)エジプト萬 (は)エジプト十萬 (に)エジプト百萬 (ほ)エジプト千萬

(い)千:ナイル川にびっしり咲く蓮の花。多数の感じを起こさせる。
(ろ)万:人差し指とする説もあるが、ナイル川畔に生えるアシかパピルスの芽だろう。ナイル川の洪水がひいたあと、一時に一斉に芽を出すため、多数を表 す。
(は)十万:魚や鳥、獣など諸説あるが、オタマジャクシだろう。多数を表すのに適当。
(に)百万:あまりの多数に人が驚く形。
(ほ)千万:神を表す太陽の形。

[91]加納喜光訳『詩経』(上)(下)をもとに、統計をとり以下の表にまとめた。なお、参考頁は省略する。

漢 数字 総 数 実 数
虚 数 虚 数の用例と数
33
7
26
根源(1)、 ひたすら(2)、わずかな(10)、専一(3)、片方 (8)、唯一(2)
18 10 8 不専一 (2)、対(6)

46
25
21
多数 (18)、少数(1)、不専一(2)

93
46
47
多数(1)、 周囲・四方(46)

12
11
1
少数(1)

22
21
1
多数(1)

14
8
6
多数(4)、 何度も(2)

12
11
1
多数(1)

14
6
8
多数(6)、 奥深い(2)

17
8
9
多数(7)、 狭小な(2)

70
0
70
多数・あらゆ る(70)

12
0
12
数知れず・多 数(12)

47
0
47
極めて多数・ 無限(47)
合 計
410
153
257




♪参考文献

于省吾『甲骨文字釈林』、中華書局、北京、1979。

大矢真一・片野善一郎『基礎数学選書18:数字と数学記号の歴史』、裳華房、東京、1979。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影山修『漢字起源の研究』、テンセン社、東京、1941。

加藤道理『(漢字・漢文ブックス)字源物語―漢字が語る人間の文化』、明治書院、東京、2000。

加納喜光訳『詩経』(上)(下)、学習研究社、東京、1982-198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8。

高亨『文字形義学概論』、斉魯書社、済南、1981。

『甲骨文編』、中華書局、北京、1982。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会『古文字詁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99。

酒井洋『古代中国人の「数観念」:甲骨文字の科学的考察を中心として』、つくも出版、東京、1981。

ジョルジュ・イフラー『数字の歴史:人類は数をどのようにかぞえてきたか』、平凡社、東京、1988。

唐漢『唐漢解字』、書海出版社、太原、2003。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研究』、学灯社、東京、1965。

藤堂明保・加納喜光『学研現代標準漢和辞典』、学習研究社、東京、2001。

ドゥニ・ゲージ『数の歴史』、創元社、大阪、1998。

李迪『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巻』、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1997。




(^-^)当拙論を作成するに当たり、ご指導およびご支援いただいた加納喜光教授、真柳誠教 授、西野由希子助教授に深謝申し上げる。以上をもって本稿を終了する。